说到满清大屠杀，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更迭，尤其是外族入侵，当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通过屠城杀戮的方式来威慑全国。满清入关前后不断屠杀汉人，前后持续了近百年，史称“满清大屠杀”。
满清入关前，汉人多于满人，努尔哈赤觉得不利于控制，便开始对辽东汉人进行屠杀，最早可以追溯到天启四年，以下列举文献若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
从天命九年至清军入关前，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屠杀，使得辽东的汉人被屠戮殆尽，除入籍为奴的，约三百万人被屠杀。
“济南之屠”—崇祯十二年，清睿亲王多尔衮借道蒙古，率军南下，五个月时间，约一百万人被屠杀，仅济南一城就积尸十七万。(济南保卫战：山东巡按宋学朱和历城知县韩承宣率领千余名守军和民众拼死抵抗十余万清军，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在坚守了十个昼夜后，城破被杀。)
满清入关后，在文化上采取的是民族压迫政策，强迫广大汉人以及一些其他民族剃发易服，遭到了强烈的抵抗，清廷则采取屠城政策来强行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以致发生多次屠杀抗清军民事件。
“扬州十日”—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占领扬州后，纵兵屠掠，十日封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扬州百姓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逾八十万人惨遭屠杀。
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所有有关扬州屠城的记载随着清军入主中原之后被刻意掩盖，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留日爱国学生才从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把列为《四库》禁毁书、在国内湮没无闻长达两百五十年之久却因流入日本而幸存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从海外带回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扬州十日才广为世人所知。
“嘉定三屠”—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嘉定百姓因反剃发，奋起抗清，分别于闰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三次惨遭屠城。清军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者约二十万人。
“江阴八十一日”—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后，江阴百姓在阎应元等人的带领下反清起义。清廷先后调动二十四万大军攻城，江阴百姓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廷三王十八将，清军损兵七万五千余人。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繁华街市尽为废墟，死者十七万余人，全城仅五十三人幸免。
“嘉兴之屠”—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六日，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翰林学士屠象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二十六日城陷，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约五十万人遇难。
“赣州之屠”—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从南昌南下，击破沿路明军。十月初四，攻占赣州，江西总督万元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等与六千守城将士殉国，清军屠城。约二十万人被屠杀。
“南昌之屠”—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征南大将军谭泰率兵镇压金声桓、王得仁起义。七月十日，兵围南昌，次年正月十八日城破，金声桓、王得仁和守城将士殉国，清军将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
“大同之屠”—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大同总兵姜瓖反正归明，义军迅速占领晋西北、晋南广大地区，直接威胁满清朝廷。清廷抽调华北绝大部分可以调派的军队进剿，摄政王多尔衮亲自督战围城长达九个多月，次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同城破，全城官吏兵民十余万被屠杀，只剩五名重案犯。新任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没了苦主，便可释放这五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汾州之屠”—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年)，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 博洛、“和硕亲王” 满达海等在汾州、朔州、浑源、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巡抚姜建勋、监军道何守忠等殉国。九月至十一月间，约四十万人被屠杀。与“大同之屠”共称为满清初年“山西七屠”。
“广州之屠”—又称庚寅之劫、杀人十八甫、填尸体六脉渠。顺治七年、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在围城近十个月后，经过惨烈的战斗，终于攻破广州城，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军民进行了长达十二天的大屠杀。无论老幼，尽皆屠戮，遇难者达七十万余。清史载：斩“兵民七十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事后，广州城内几乎没有活口。
“潮州之屠”—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九月，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正归明，响应李定国大军。清“靖南将军”哈哈木率军包围潮州一月有余之后，攻陷府城，郝尚久自杀殉国。后清军屠城，斩杀无数，约有十万人被杀。
“四川大屠杀”—从顺治三年至康熙二十年，这三十多年间，清军在四川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屠杀，全境约五百四十万人被杀。
清军首次屠蜀：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多尔衮、孝庄采取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致“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清军二次屠蜀：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为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对四川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杀戮。二十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扫穴无遗类”。事后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清军三次屠蜀：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数年间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清军入川粮食难以为继，康熙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
康熙二十四年，清朝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以致后来为了恢复四川经济，清廷开始了长达一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
清初的屠城事件，使中国人口由明末的五千多万下降到顺治年间的一千多万(均官方统计)。但当时需缴纳人头税，所以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考虑诸多因素，许多专家认为明末中国人口应在一亿以上，甚至最多时接近两亿。保守估计，死亡数量应该在四千万至八千万。
满清的屠杀使中国人口锐减了十之八九，这是非常骇人的数字，使得中国多地“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也使中国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已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乾隆年间才基本恢复到明朝万历时期的水平。
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清朝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历史上对满清大屠杀的评价大多偏向对其残忍性的贬斥，满清民族对汉族军民的屠杀是由民族性格带来的，对武力的崇尚以及对汉民族的歧视。在古代文化中，汉民族的文化是先进而又璀璨的，在满清的惨痛屠杀后，汉族不但没有妥协而且激起了更为顽强的抵抗，这也使后来清廷在屡遭失败后被迫做出政策上调整的原因。但是被屠杀的人口始终是一个鲜红的数字，在历史的记忆是中挥之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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