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之所以成为变成“弱宋“与士大夫有什么关联是很多人要的问题?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会采取“以文治国”的施政方针，并不是在《宋史》中所讲的一样，只是出于“一时之好尚”，而是赵匡胤根据当时立国之初的时代背景、政治状况，才结合当时背景做出最符合当时情况的一个理性决定。但被士大夫集团以各种手段，形成以“偃武修文”、“以文治国”的国策形势确定下来，并且成为宋朝后世君王头上的“祖宗之法”。
赵匡胤想不到以后的皇帝是一群人在当
赵匡胤是从唐末、五代割据混战、武夫当政的乱世中以“陈桥兵变”夺权建立宋朝的，为防唐末五代乱世在次出现，维护宋朝的政局稳定，所以将权力重心由武将转移到无法兵变的士大夫手中，根据史书记载可以从中看出武夫当政的时候，各路军阀相互征战让当时成为一个黑暗的时代。
《资治通鉴》记载：汴军(即朱温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呙。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直五百。茂贞储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削渍松柿以饲御马。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朱温军每夜击鼓鸣角，城中好像在地震，攻城的人骂城上的人是“劫天子贼”，城上的人骂城下的人是“夺天子贼”。这年冬天，天下大雪，城中食物吃完了，冻饿而死的人不可计数，有的躺下还没有死已经被人割肉离骨。市中卖人肉，一斤值一百钱，狗肉一斤值五百钱，李茂贞贮存的食物也用完了，用猪狗供应昭宗的膳食，昭宗在市上卖掉自己及小皇子的衣服以供日用，削松木片浸水来喂御马。
混乱的时代
唐自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的互相争斗，从藩政权利过大导致破坏从人口就能看出破坏具体有多么巨大，安史之乱是藩镇势力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王朝发动的叛变，也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安史之乱前唐朝总人口约有5800万，结束叛乱的时候最后仅剩下约2200万，因为战乱饥荒死去了大约3600万。
安史之乱过后一百多年经过人口缓慢发展，到了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再次开启了五代十国大乱世，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据初期宋朝官方统计户口约500万户，人口越1600万，在安史之乱到宋朝的建立这段时间内人口锐减，各地烽烟四起，都是因为各地节度使权利过大导致，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很明显也深知武将的破坏力有多大，面对这种情况，赵匡胤采用了最为柔和的手段来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杯酒释兵权只是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及杜绝唐末、五代十国混乱局面重现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不是打压武将。
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
二、内外相维政策
三、兵将分离政策
四、立而不设制度
四、立而不设制度
五、削夺其权
五、削夺其权
六、制其钱谷
六、制其钱谷
七、收其精兵
赵匡胤在建隆二年(961年)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功勋武将，削夺藩镇的财权、兵权等各项权力，只是解除了这些武将潜在的威胁，并不杀害有功之臣，而是让他们回家享受荣华富贵，当然了，赵匡胤也并没有真正的打压武将，只是让已经功成名就的武将回家享受去，随后又会提拔一批新的武将，从而杜绝军事力量出现断层的局面。这个问题从北宋周武惠王曹彬身上就能体现出来，“杯酒释兵权”是在961年，曹彬真正发迹是从乾德二年(964年)参与南边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开始的，这里也充分说明了，宋太祖赵匡胤的真正意图。
宋代建国之初没有像唐王朝有着“关陇集团及山东豪族”作为统治基础，更缺乏重建社会秩序、履行政治职能的人才。有鉴于此，赵匡胤急需获得士大夫阶层对于新王朝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可见，既然赵匡胤为了预防唐末藩镇割据剥夺武将权利之后，那必须得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之下，赵匡胤重用文臣、礼遇士大夫是出于最正确的政治选择，两权相害取其轻。
赵匡胤 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成为宋朝士大夫集团的尚方宝剑，为了利益，行事无所顾忌，刻意打压武将，导致宋朝军事力量一弱再弱。
《宋史·曹勋传》记载：曹勋从燕山逃回，在建炎元年七月到南京，将徽宗所书御衣交给高宗。御衣所书即有“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详”。
程颐曾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作为宋朝超越古今其他朝代的理由之一，宋朝君臣承认“不杀大臣”的家法，而且还可以从宋哲宗不许章惇重治元祐党人之语中得到证实：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赵匡胤“不杀大臣”的家法之事确有其事。
自古都是文武平衡王朝才能展现自己应有的力量，文武兼修才能保证王朝兴盛，但因为士大夫参政而无杀身之虞，其参政之勇气自会倍增，从而导致架空皇权，甚至是绑架皇权。士大夫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从而刻意打压武将，从韩琦喊出的“东华门唱名者方为好汉”杀害功勋大将，以及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就能看出，当时的士大夫集团为了权利是如何的嚣张。
皇佑四年(1052年)，狄青刚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就连连上书说不可，狄青南征归来后出任枢密使，宰相庞籍更是坚决反对。嘉祐元年(1056年)，京城发大水，狄青携家搬到相国寺大殿上避水灾，一次穿着浅黄色的袄子在殿上指挥士卒忙活，京城马上风传皇帝坐殿了，欧阳修上书《论狄青札子》和《论水灾疏》，要求宋仁宗外放狄青。
同年，宰相文彦博也借口流言和士兵对狄青的拥戴，力劝宋仁宗免去他的枢密使职务，宋仁宗觉得狄青功高，又是英雄，心有不舍，就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却反问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此话无异于说狄青将要谋权篡位，一句话让宋仁宗百口难辨，迫使宋仁宗作出了罢免狄青的决定，安排狄青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看似宰相级级别，职务却已贬为小小的州官，士大夫在面对权力的时候，狄青这种老实且一心为国的大将都能逐出朝堂，就更不要说别的武将地位了。
宋太祖赵匡胤给于士大夫的礼遇及士大夫充分的参政权力一事，被士大夫集团以“祖宗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且用来保证士大夫集团的权力，成为士大夫集团刻意打压武将的有利支持，通过这样的手段让宋朝的君主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士大夫政治地位因此得到了决定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士大夫集团虽然使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文治的顶峰，超过了汉唐，但大宋一朝，与其说是皇帝掌控整个国家，不如说是士大夫掌控着，“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当一个王朝被一群人控制的时候，看似光明的环境背后黑暗正在伺机而来，就算这群人当中还有少数清醒之人，但必定要被人群湮没，就像“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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