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重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在此之前，刘备进行了著名的白帝城托孤。白帝城托孤一事，历来有很大争议。白帝城托孤刘备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白帝城托孤真的是一场政治作秀吗?
公元223年3月，潇潇暮雨。苍茫的群山间腾起的浓雾，将坐落于江北的白帝城笼罩的严严实实，让人感觉莫可名状的压抑，一如城中那忽明忽暗的行宫。诸葛亮立于城头，遥望处，永安宫上愁云黯淡，身后的江水依旧奔流不息。此时，他忽然想起多年前江湖上的那个传言：“孔明虽得其主，却不得其时”，如今这时局，不由得令他一声长叹。
三年前，东吴袭取荆州，关羽兵败身死，蜀主刘备闻讯后不顾诸葛亮的劝阻，倾国之兵讨伐江东，却惨败于陆逊之手。经此一战，刘备苦心经营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国力大损，史称夷陵之战。时年63岁的刘备悔恨交加，从此卧床不起，至今已过半年。
荆州已失，人心浮动，当年卧龙岗上那兴复汉室的豪言，还能有几分实现的可能?“丞相请速速入宫，陛下有要事传奏!”急匆匆赶来宣诏的侍从，打断了诸葛亮的思绪。从城头到永安宫，要经过几个陡坡，这是一段不算远却也不算近的行程。途中，诸葛亮诧异的发现，那些此前与他友善的同僚，相逢的刹那间，冷峻的脸上都透露着异样的神色。
第一个与他对视的是赵云。虽然身处内廷，他仍然全副戎装，警觉的握着剑柄，与诸葛亮擦肩而过时，那眼神里分明透着一丝疑虑和警惕。诸葛亮正欲转身叫住他，却见宫内正走出一人，尚书令李严。李严本是益州牧刘璋账下的能臣，在蜀地颇有声名，自刘备入川后对其极为倚重。在当地人眼中，李严无疑是西川集团的核心人物。这个时候，他出入内宫，意欲何为?
李严一脸倨傲的走过来，向诸葛亮拱了拱手，随后扬长而去。其实，自从吴蜀联盟在赤壁大败曹军后，诸葛亮便愈发看不懂此前那个宅心仁厚的主公了。那个一心要兴复汉室的刘皇叔，变得独断而刚愎，甚至公然的将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刘禅、刘永、刘理，连同那个已经被处死的义子刘封，四字合起来不正是“封禅永理”么?
如此浅显的寓意，纵然瞒得住天下，又怎能瞒过他南阳卧龙?一路疑虑间，转眼即到永安宫外，诸葛亮心神不定，突然传来口谕：“所有人退下，独令丞相一人入宫。”室内，烛光昏沉。诸葛亮定睛一看，果然，除了榻上躺着的刘备，空无一人。
气氛令人窒息，微风漫过烛光，折射在刘备那张枯黄的老脸上，跳跃的诡影即刻浮在狭小的房间里，诸葛亮心中不禁一荡。即便是当年借东风时，他被周瑜以军令相胁迫，都不曾有今日这样的不安。刘备睁开了浮肿的双眼，看着诸葛亮，幽幽的叹道：“悔不该当初不听丞相之言，以至于有今日之祸!”诸葛亮顿时伏地请罪。
看着谨小慎微的诸葛亮，刘备嘴角浮现出一抹神秘的笑意，强打起精神，絮絮叨叨的追忆起当年与关张二人三顾茅庐的场景，赞叹诸葛亮神鬼莫测的能耐，嘱托他与李严尽心辅助幼主，最后又发出人生无常，壮志难筹之类的感慨。
诸葛亮随声附和，然而他心中很清楚，这不是此行的目的。他在等待，那个令他困惑了一路的问题。“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的嘱托，犹如击顶的霹雳，令诸葛亮一阵眩晕。
他抬起头端详着刘备，那憔悴的脸上依然浮现着真诚。但这样的嘱托，却是那么的惊世骇俗。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君王对臣子托孤的范畴。按刘备的嘱托，他诸葛亮只负责朝中政务，军事由尚书令李严掌控，没有一兵一卒的丞相，如何自取?
当初世人皆知他诸葛亮出山只为匡扶汉室，因此蜀汉的君主唯有姓刘，方能笼络人心，曹操以大汉丞相之身尚且不敢称帝，何况他这偏安一隅的诸葛丞相?更何况，如今得知此口谕者，唯有他诸葛亮一人，这种明显违背人伦礼制的诏令，若经他之口传出，世人谁能信服?
诸葛亮觉得头皮一阵发麻，顿时汗如雨下，他一抹长袖，汗水蛰得眼眶瞬间涕泪交零：“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定当辅助幼主，死而后已!”言毕，叩首不已。刘备长舒一口气，不料却引得一阵大咳，门外两名孩童闻声赶来，伏地痛哭。
诸葛亮这才发现，不知何时，刘永和刘理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了。随后，文武众臣鱼贯而入，刘备艰难的起身嘱托道：“朕已托孤于丞相，膝下三子均以相父之礼奉于丞相，众卿万不可怠慢。”当夜，刘备撒手人寰。诸葛亮这时发现，精于筹划的他，似乎陷入了另一个局。
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刘备主动对总揽朝政的诸葛亮许下“君可自取”的政治诺言，出人意料，匪夷所思。历来帝王托孤，都着眼于稳定新君的法统实力，岂有传位新君又另许大臣之理?这既招致新君不满，又使大臣生窥窃神器之心，相互掣肘，后患无穷。刘备如此安排的用意何在呢?
对白帝城托孤之举，历来不乏赞美讴歌和险恶忖度。或以为这是君臣鱼水之情，甘以天下相托，或以为此乃帝王心术，病榻后其实暗藏着刀光剑影。表面上看，白帝城托孤是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对手戏，实际上，舞台的黑暗中还站着一个人，“君可自取”的惊天之语，其实是对他说的。他是谁?
蜀汉的政治危局
原来，在白帝城托孤中隐而不彰的那个人，是刚刚从地方被召到刘备病榻前加封为尚书令的蜀中干才李严。正是他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支撑起了整个蜀汉政局，也可能成为蜀汉最大的危险。
历来最高权力交接之所以凶险异常，关键就在于权力交接时极易引发内外各方势力的干预。章武二年夏，猇亭大战后，蜀军节节败退，刘备次年二月托孤，四月病逝，此时三国斗争的主线已转为吴魏交战。战胜的吴国山越不宁，濡须、江陵面临魏军极大压力，自保不暇，已无余力攻取蜀国。而战败的刘备对此也是洞若观火，于是两国在战后当年冬便互相遣使议和，两国对立实际上已经平息。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即指出，蜀汉此时之危，不在东吴，而在萧墙之内。这其实是三国政权共有的问题。魏蜀吴三国均是由一个突出的军事政治集团在博得地方大族的认可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曹魏之于中原，孙吴之于江东，蜀汉之于四川，莫不如此。在蜀汉内部，长期以来便潜伏着蜀汉本土势力和刘备荆州集团的对抗和摩擦，这构成了蜀汉政治的基本主题。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为刘备规划了基本的战略路线，那就是“跨有荆益”，等待变局便北上逐鹿中原，恢复汉室。随着荆州丢失、关羽殒命、张飞被害，刘备集团的根本就只剩下益州。然而，对于益州，刘备及其部属却是“新人”，是外来者，不得不尊崇并重用本地名士法正、许靖、董和、黄权和李严等“旧人”，以安定蜀地百姓将士之心。
然而蜀地本土士人对外来的刘备集团积怨已久，两方冲突不断。刘备的义子刘封仗势欺人，导致了蜀地“旧人”孟达的不满，叛蜀降魏。为了平息将士的怨恨，诸葛亮劝刘备杀刘封，以谢蜀中“旧人”。
刘备称帝后所立的皇后，也是蜀地旧主刘璋之兄刘瑁的遗孀吴氏，吴氏之兄吴懿也得到重用，可见刘备为了安稳蜀中人心所做的努力，也反映出来刘备称帝的基础并不稳固。如今军队大败，蜀地人心离散，再加上刘备病危，蜀汉政权已经有动摇的危险。
夷陵之战前，法正等旧人重臣已经去世，黄权降魏，此时真正能够代表蜀中势力的关键人物只有李严。李严本人虽非蜀地世家大族之后，但很早就投奔蜀主刘璋，被任命为成都令而“有能名”，可见李严政治才能出众，受蜀地士人信赖。归降刘备后李严镇守地方，数次遇到盗贼起义皆能迅速平定，被封为辅汉将军，可见李严还是将才。
刘备托孤，以丞相诸葛亮为正，尚书令李严为副，正副配合，文武相应，既坚持了蜀汉北图中原的基本国策，又能有效安抚蜀地“旧人”，使新旧各得其所，彼此相安，实在是高明的安排。
君可自取有几个意思?
实际上，同样是“托孤”，刘备与当年的孙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建安五年，孙策遭到仇家刺杀，临终之前传位其弟孙权，托孤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因而有了孙权以张昭为长史，以周瑜为中护军的安排。刘禅即位后以诸葛亮为丞相，以李严为中都护，如此文武格局，恰与孙吴相同，可见刘备的苦心安排和孙策颇为相似。
孙策对孙权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而刘备给刘禅的遗诏则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这是对新君的基本估量，没有到让辅臣决定新君的地步。
所谓“君可自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要求辅臣未来评判新君，而是极而言之所做的最坏打算，是在内部不稳，不测事端发生之后的终极应对方案，充满了忧患意识。吕思勉先生读史至此，也不禁感慨：“势之所迫，虽圣人将奈之何哉?”
诸葛亮的心领神会
刘备托孤安排诸葛亮和李严一正一副的辅政地位，是出于对蜀汉基本政治结构的判断。所谓的“君可自取”，实际上是当着李严的面赋予诸葛亮以特别优待和废立大权，让诸葛亮有足够力量控制同样辅政又可能滋事的李严。如果蜀地本地势力突然发难，不测事端出现，身为丞相的诸葛亮都无能无力时，只能登基称帝，以应急需。
由此可见，刘备的计策是双重计，既确保了诸葛亮和李严两人相互牵制，更稳定了蜀汉内部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两大政治势力的基本关系。“君可自取”的政治许诺在虚实之间，诸葛亮与李严如果同心辅政，相互牵制，则没有“君可自取”的机会。一旦李严联合蜀地旧党滋事，一发不可收拾，诸葛亮就不得不站到前台，“自取帝位”，应对可能的一切事端。
诸葛亮对刘备的安排心领神会，相当默契，证明了刘备临终安排的成功。李严曾经劝诸葛亮加九锡，进爵为王。自王莽篡汉以来，加九锡已经成为人臣篡位称帝的必经之路，曹操正是加九锡进爵为王，才招来了天下纷纭。李严对诸葛亮如此劝告乃是非常之言，是极为大胆的政治试探。
对李严的试探，诸葛亮大胆地回信说“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诸葛亮不顾君臣大忌和僭越之嫌，慷慨陈词，正挑明了诸葛亮和李严同受托孤的政治局面。
正是有刘备郑重其事地做了政治托付，诸葛亮在李严的试探面前才能不拘泥于君臣名分。李严试探，基于刘备之语，诸葛亮回应，同样是基于刘备安排，两人彼此都心领神会。
通观三国大势，汉家更命，黄天当立的政治预言已经深入人心。曹丕登基，建元黄初，孙权登基，建元黄武，只有蜀汉一直坚持着恢复汉室的政治口号，不得不通过北伐彰显着自己的政治正当性，这是刘备跟诸葛亮的“既定国策”，也是刘备不惜以天下托付给诸葛亮的根本因素。在蜀汉郑权中，质疑“北伐”路线的人，就站在了蜀汉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这也是日后诸葛亮贬斥李严的原因。
李严遭到贬斥，做为土著的蜀汉士人离心离德，其中有一人，就是日后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结尾，陈寿感慨道：“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位来自蜀国的史官，对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却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联想到刘备白帝托孤的无奈和蜀汉国运的衰败，不禁令后人生出无限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