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经过自身奋斗终于统一天下，虽然他收天下书籍于内廷，但是实际上他却并不是如痛恨秦皇的儒生们希望的那样的君王。高祖在国家治理策略上也并没有采用儒家之法，面对经历战乱的旧山河，刘邦听取了大多数大臣的建议采取了“黄老之术”并且实践之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高祖之后的文、景二帝虽然也注重天下读书人的培养，但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推行上依然坚了持对外采取和亲政策，对内继续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政策。
这些政策的强力实施使得汉初的国力迅速增强、全国人口规模也急剧增长，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极大改善，缓解了汉初统治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为汉武帝大一统政权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文、景二帝的文景之治根植于六国贵族和社会豪强的支持，他们需要协同帝国内部各阶层利益才能确保快速的实现帝国的资本聚集，凝聚整个帝国的民心和力量，从而抵御北方强大匈奴的对于帝国的威胁，这样的社会现实也决定了上层统治者对于治国策略的偏好，也直接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儒家与道家的天壤之别的社会境遇。
一、汉初“黄老之术”的兴盛与儒家的隐匿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发展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百废待兴，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高祖刘邦只能选择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民众的安定和温饱问题，基于此当时也只能实行与此契合的“黄老之术”，而禁止其他学术的发展，这样才能确保各基层在同一的思想下最快实现社会经济的复苏。
汉初的萧何、韩信、张良等人是西汉初期社会统御制度的顶层设计者，他们本身崇尚黄老之术。秦皇霸业的快速消亡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秦末霸权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恶劣影响，只有实行“无为而治，兼合儒、墨”的“黄老之术”才可以缓和六国以来各利益集团的深层次的矛盾对立，迎合底层百姓“人心思定”的社会愿望，才能实现一个长久稳定的复苏的社会氛围，因此他们才是黄老之术得以大力推行的决定性因素。继萧何为相的曹参更是提出“萧规曹随”，将“黄老之术”继续推行至全国，统治阶层的上层推动使得这种思想得以在社会事务和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快速普及和执行。
“黄老之术”在高祖时期迅速推行并取得切实的实际效果，百姓生活日益改善，国力日益增强，更加增强了上层统治着推行“黄老之术”的决心，文景二帝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也切实了解帝国存在的根本问题，因此面对匈奴的百般挑衅，他们还是忍辱负重，自上而行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体恤百姓的困苦，采取和亲政策，努力营造安定的社会基础，使得汉初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繁衍，实现了藏富于民的治世局面。
儒家经历秦大一统政权的强力摧残，此时的帝国内部依然剩下些许零星火苗，汉初庙堂之上的制度建构者无人扶持，自然发展缓慢。再者此时社会继续实现繁荣稳定而不是积极进取的王道，虽然出现了贾谊和晁错等人似乎也得到了朝廷一席之地，然而此刻却受到汉初形成的关东地主官僚阶层的排挤，他们也只能将自己的主张上奏天子，然而他们却低估了庞杂的朝堂势力对于中央集权的君主皇权的影响力，当周勃等人在朝堂发出异样的声音时，儒家的声音也只能让步与现实权利，文帝不得不将其放任郡国，景帝面对七国之乱的悍然挑衅也只能诛杀晁错平息诸王的前进借口。
随着国家日渐稳定，“黄老之术”虽然对于社会稳定，国力发张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过于宽松的社会政策也促使了一些弊端的形成，比如郡国势力和豪强地主的做大，使得他们在一定基础上得到快速扩张，这些不稳定因素也被文帝和景帝注意到，因此他们也注重寻求解决之道，尝试接近儒家，各地官吏大力推行文化建设。文景时期，上层统治着也开始注重各家学说的发展，儒家学说开始逐渐恢复，景帝末期任用文翁为蜀郡太守，建立郡国国学，儒家学术正式登上汉家历史舞台。然而上层统治者中绝大多数均为军功出身，他们或为六国后裔，或为汉初军功将领的后裔，普遍天然倾向于“黄老之术”。这些人此时占据着社会上层制度的决策主导权，他们决不允许庶人阶层的崛起，影响他们的利益，因此文景时期依然只能是“黄老之术”的主流天下，而这也是“黄老之术”称霸汉初七十年的根本原因。这一时期，儒家学术虽也得到君王的关注，但也只能局限于学术层面，他们的内心虽然也欣赏儒家，但是却不得不妥协与王朝内部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此前提下而儒家的生存依然十分艰难，他们虽然看到了曙光，却依然只能等待时机，隐匿前行。
二、“黄老之术”国策下的文景时期的社会
“文景之治”是西汉初年文帝、景帝采取的黄老之术，实施“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政策，使得汉初的社会经济急剧增强、国力强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的治世策略。
文帝即位之初，国家内部刚刚平定诸吕之乱，外部匈奴骑兵不断南下袭扰，人民社会生活物资匮乏，基于以上背景，摆在帝国统治者面前的第一要务自然是社会稳定，文帝从税收、教化、基层治理等三个方面入手逐步解决了帝国阶层的利益冲突，缓解了社会矛盾。
土地税赋是封建社会统治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秦末社会凋敝，人口由于战乱、疾病和饥饿等因素急剧减少，帝国郡县内大量土地荒芜，税赋来源减少。高祖面对问题迅速决定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豁免百姓徭役，让士卒回归乡里，从而基本满足了社会底层大众安定生产的环境，提高他们从事农业耕种的积极性，初步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复苏。
文帝即位之初，社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然而还是十分积弱，因此他决定暂时放弃君主和郡国内部的矛盾，认为秦时期的郡县制不利于帝国统治转而实行封国郡县制，弥合了统治阶层内部的裂隙，使得他有更多时间去思考中央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治理。然而文帝时期各地的刘氏皇族子弟虽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却也已发展成为影响皇权统治的一股新的强大力量。为了帝国的统一和发展，文帝只能在平衡统治阶层利益的局面下继而谋求国力的根本改变。他在高祖的税制基础上继续减免国家税赋，分别在文帝二年、十二年、十三年分别继续减轻农民田税，最低时达到三十税一，徭役变为三年一征，这一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土地的开垦，各地官仓的粮食日渐丰盈。
土地赋税来源问题解决的同时，文帝出台相应的农业政策。各地基层设置三老和里长，鼓励他们实施国家的劝课农桑的基本国策，给与他们丰厚的赏赐，加强大汉对于最底层民众的联系和控制。在丰富广大底层农民的物质需求的同时，缓解他们与社会上层的对立矛盾，将他们的目光从思想转向经济富足方向，鼓励他们在现有富足土地的基础上开垦荒废的土地，国家荒废的土地得到极大的利用，他们不但可以获得自己的劳动还能得到统治者的额外补贴，更多地劳动力开始回归天地，他们愿意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土地上，人民物质欲望极大满足，国家政策开始深入人心。
黄老之术的推行使得帝国内部各阶层得以在帝国稳定的前提下自由发展，社会各阶层的活动空前活跃，大臣积极建言，敢于作为，这些组成了社会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士人的解放，促使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推行帝国轻徭薄赋的国策下，一边注重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边也打击一些对于危害统治的政策。抑制六国以来聚集在各地的豪强势力，打击土地兼并维护社会公平。
景帝时期，继续延续文帝政策，百姓生活日益改善，国库充盈，然而郡国并行的治国制度已然威胁中央集权，尽管社会经济发展良好，然而面对庞大的郡国势力，汉景帝在不触动社会根本的前提下，迅速团结各阶层利益平定七国之乱，国家财政和高祖时期相比，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
相比文帝时期，景帝对于帝国内部的豪强开始采取较为激烈的强力措施，这一时期的除了迁豪杰于京师附近，同时注重良吏和酷吏的任用，此时的中央集权制度日趋走向成熟，七国之乱的平定使得中央对于郡国的控制大大的加强。此刻的景帝更加注重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他听从晁错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建议，使得重农抑商政策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富人阶层把剩余财富投入到农业中去，国家赖以生存的粮食和人力快速积聚，文景二帝的富国政策的贯彻执行也顺利深入底层民众，社会稳定自然而然也就顺利实现。同时，景帝时期，随着国家安定局面的逐渐形成，他开始重视百姓的德化教育，引导百姓向善的方向发展，从而减少了社会不和谐因素的诞生，这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弊端也是起到了极大地抑制作用，也是七国之乱时，尽管郡国藩王势力来势汹汹，但底层民众依然坚定的站在了中央集权的这一面，他们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物力和民望支持，从而坚定了景帝的信心，大大缩小了景帝平叛的难度。
文景时期的社会基础从动荡到稳定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决定了上层君王只能将主要尽力放在发展经济层面，文化方面最好的策略自然是“黄老之言”，儒家学派虽然得到文帝和景帝的重视，底层的儒士通过选拔和举荐陆续进入朝堂，然而上层强大的利益集团依然是高祖时期的关东地主阶层，无为而治自然适合这一社会主要力量的利益，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帝国最高决策者自然只能依赖这一利益集团维护帝国政权的稳定。
三、历史缝隙中儒家身影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跟随高祖起家的从龙之臣大多行伍出身，它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开国丞相萧何也仅仅是县中的一名小吏。虽然统治阶层治国国策上采用了“黄老之术”，然而儒家却也在缝隙中逐渐发芽，不过在庙堂上的身影也仅仅局限于虚伪的礼制方面，纯粹主张儒术的大儒只能在地方发展学术，但也出现一批凤毛麟角的治世之才，这其中尤为可述的当属陆贾和贾谊二人。
西汉初期，群臣上朝仍然沿用起义时的传统，朝堂议政混乱无序，山东大儒叔孙通抓住时机，立刻向高祖建议，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汉初统治者需求的礼仪规范，极大地规范了朝堂的廷议秩序，加强了君主的权威，这一制度的实行令高祖龙颜大悦，儒家在天子心中留下积极印象。
同一时期儒生陆贾兼采儒、道、法、阴阳各家思想，虽然他是入世出身，然而想要在道术占主流的汉初社会得到君王重用，也不得的不将其思想融入道家和法家主张中才可以实施。作为汉朝第一位提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虽然他时常在高祖面前提说《诗经》和《尚书》等儒家经典，陆贾据此著述《新语》，对于汉初儒家的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高祖对于儒家的深切痛恶，常常和他引发争论，虽然最后高祖让他著书论述秦国失鹿的教训，然而内心还是并不把他的建议十分看重，面对社会现实陆贾也不得不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的思想策略，以获取权力平台实现自己的抱负，开启了汉代儒学的重构，对于武帝时期的儒家独尊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实现了汉代儒学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文帝时期，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文化也日益受到君王重视，贾谊也因此在汉初的历史舞台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陆贾的功成名就，为儒家后辈留下了伟岸的背影，贾谊在羡慕陆贾的同时，也想成为皇帝的庭前重臣。师从汉初大儒张苍的贾谊，出场可谓华丽。作为荀子门生的张苍汉初为高祖时期的御史大夫，文帝时为丞相。有这样的老师和社会背景，少年闻名的贾谊很快引起文帝的重视被任命为博士。
而然少年轻狂的他本以为自此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却未想到刚刚说出自己的主张，便受到太尉周勃和大将军灌婴的鄙视和排挤，很快便远离中央成为长沙王太傅，尽管三年后在此起复，然依然未得到重用，看重他的梁王坠马而亡，而他的生命也因抑郁而终，虽然他有经世之才奈何生不逢时，不是没有伯乐，然也只能将他的主张在政论文和辞赋中愤而表达，不过作为汉初继承前代的第二位儒家大儒，贾谊的思想更加激进，或许也因此，虽然君王欣赏他的才学，但他不懂得审时度势以至于遭到了王朝大多数人的嫉妒和反对，他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儒家礼仪规范，完全摒弃了“黄老之术”的帝国统治策略，虽然不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观念，但却对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基本思路范本。
他们二人的出现不时偶然的，其历史的发展规律自然隐藏在社会现实的改变之中，汉初前70年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使得上层阶层逐渐腾出手来理清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随着郡国制发展，王侯、豪强日益成为帝国新的威胁，甚至影响到君王中央集权的权威，这时候儒家治世思想的介入则成为君王治国谋略的备胎，然而根深蒂固的阶层利益毕竟牵连甚广，稍有不慎，满盘皆输，因此这一时期儒家虽然也有高光时刻，但却也只能作为文化层面的建言献策，更多的沦为府库中的建言奏章而已，但是这时候的儒家萌芽经历了文景二世的强大社会财富积淀，开始向着王朝中央的权力中枢盘旋而去。
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术”的实行，是基于西汉统治者本身的道家属性和他们基于秦皇一世而亡的失国教训，审时度势之后实施的迎合百姓人心思定思潮的正确国策。它的实施使得汉初的百姓生活迅速安定，国家政权迅速稳定，国力迅速增长，推动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治世时代的出现，也为汉武帝大一统时期的国力爆发奠定了基础。汉初强大的帝国统治集团的自然属性也决定了汉初“黄老之术”必将盛行于世。随着社会矛盾的转移，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矛盾冲突也变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转变促使了儒家思想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统一于文景时期的社会实践的隐形转变，这一时期也是汉代逐步从春秋以来的贵族社会向郎吏社会的转变的重要时期，文景之治也使得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时期做出新的改变，也加速了贵族社会向士人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