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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唐代帝陵的制度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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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唐代帝陵的制度是怎样的?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贞观九年,唐朝政坛传出重磅消息:太上皇驾崩了!

古稀之年的李渊,一位过气的政治老人,总算一了百了,所有烦恼皆可抛之脑后,最忙的反而是他的儿子李世民。大唐开国皇帝的陵寝,如何建造?以什么样的标准建造?李世民心中并没有答案。谁让父皇是第一任皇帝呢?如果是第三任、第四任,他还有前人的“作业”可以抄。现在他必须创立制度,给后世子孙做一个模板。李渊生前没有给自己营建陵寝,他连“死”都非常忌讳。有一次,李世民邀请他去九成宫避暑,李渊坚决不从,说那是隋文帝驾崩的地方,不吉利。

揭秘:唐代帝陵的制度是怎样的?

现在高祖去世了,临终前,他不得不考虑后事,发布了《遗诰》,里面说:“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既然父皇有过提醒,李世民决定“抄”前朝的作业,李渊是大唐的第一任皇帝,但不是中国的第一任皇帝呀,最近的大一统王朝是汉,那就效仿汉高祖长陵的标准,但规模上、质量上,必须把陵寝修得又高大又奢华,为什么不按照先帝“俭约”的要求办呢?因为李世民想要展现自己的孝心,陵寝工程的投入越大,人们越会说李世民是个孝顺的好儿子。诏书一下,很快,问题便出现了,高祖已经驾崩,需要尽快安葬,可工期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李世民又想把陵寝修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无形之中提高了质量等方面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工匠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陵寝也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工。

对此,虞世南、岑文本、房玄龄等大臣纷纷上书,请唐太宗降低李渊献陵的规模,随葬物品也不能过于奢侈,最好就按照遗嘱执行。他们是在总结古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这样的申请。虞世南举了个例子,说汉武帝茂陵,总共修了五十多年,远远望去就像大山一般,等到下葬时,霍光为报答武帝知遇之恩,陪葬了大量金银珠宝,由于东西太多,地宫都放不下了。可是在西汉灭亡后,茂陵就被赤眉军大肆盗掘,惨不忍睹;民间的盗墓贼也虎视眈眈,有事没事就要偷些宝贝。反观汉文帝,他接受了张释之的建议,履行薄葬理念,陵寝最终幸免于难,因为人们知道,里面没有特别值钱的东西。既然节俭有利于防盗,那么封土高度也必须降下来,若干年后,盗墓贼望见山一般的封土,要让他们相信里面没有财宝,恐怕比登天还难吧。

听完大臣们的汇报,李世民决定采纳,但又不想做得太过,像曹魏、西晋的帝王陵,不封不树,干脆连坟头都没了,他担心这样做不够孝顺,落人口实。之前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让尉迟敬德拿着兵器去“保护”父皇,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现在连个封土都没有,对当局不满的人更要口诛笔伐了。了解皇帝的烦恼后,房玄龄等人提议,采取折中方案:“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既不采用刘邦长陵的封土高度,也不模仿曹魏皇陵的不封不树,将献陵封土定为六丈,与汉光武帝原陵一致。人家刘秀也是开国皇帝,模仿他不会丢面子,而且封土高度也确确实实降了下来,既节约成本,也减轻施工人员的负担。

从唐太宗与大臣们的讨论看,当时的陵寝制度很不成熟,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工程项目都开展一段时间了,封土高度如此重要的内容,还要改来改去。再把李渊献陵和李世民的昭陵、李治的乾陵、李显的定陵做对比,会发现献陵就是个试验品。因为从太宗开始,唐朝皇帝都是以山为陵,巍峨的山峰就是他们的封土,献陵平地起坟的设计理念虽然沿袭了秦汉绝大多数帝陵,但并没有被李唐王朝的子孙们继续采用。

李渊棺椁安葬于陵台之下,这也是整个陵寝最核心的部分。根据史书记载,献陵早在五代十国期间就被温韬洗劫,经过宋元明清的战乱,民间盗墓贼的发掘,随葬品应所剩无几。陵寝原本还有墙垣、下宫等地面建筑,如今毁坏殆尽,不复当年之盛,只有石虎、石犀牛、石柱等笨重文物仍然长伴主人,略显凄凉、无奈。在陵寝北侧180米的地方,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建筑群遗址,其中最大的殿宇东西长37米,南北长23米,推测为寝宫。《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三年正月一日,李世民率七庙子孙、诸侯百寮、蕃夷君长拜谒献陵,大家都提前站好,在司马门内举哀。众目睽睽下,李世民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能起。流程结束后,他又移驾寝宫,亲手把食物端到高祖灵位之前,并瞻仰了先考李渊与先妣窦氏生前穿过的衣服。想到父亲创业艰难,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子女,李世民的情绪再度失控,他在床前匍匐痛哭,侍卫、大臣们都唏嘘不已。

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唐会要》说李世民谒陵前夜,天降大雪,寒风阵阵,一片肃杀景象;谒陵时,乌云密布,天昏地暗,能见度极低,仿佛世界末日;等到谒陵结束后,却是风静雪止,天朗气清。这种灵异现象说明了什么?“咸以为孝感之所致焉”,都认为是皇帝的孝行感动了天地。实际上,这不过是巧合,借题发挥罢了。李世民谒陵正好赶上天气变化,想要吹捧皇帝的人,当然不愿意放过这么好的素材,把二者强行联系在一起,是为了凸显皇帝、歌颂皇帝。

献陵周边还分布有广大的陪葬墓,在唐朝,能够与先帝埋在一块,那是相当荣耀的事情,祖坟冒青烟了!勘探结果显示,陪葬墓主要分布在献陵东部、北部、东北部,已发现的289座墓葬中,可以确定是献陵陪葬墓的共有93座,其中28座还有封土,其他的封土已经推平。如果没有考古勘探,正常人不会想到地下会有高级墓葬。史料记载有25位皇子、公主、重臣陪葬献陵,这与考古结果相差较大,说明史书记载的并不全面,仅为冰山一角。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下诏:“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汉,还奉茂乡之茔;夷吾相齐,终托牛山之墓。斯盖往圣垂范,前贤遗则,存曩昔之宿心,笃始终之大义也。皇运之初,时逢交泰,谋臣武将等,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大臣陪葬皇陵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管仲、霍去病,唐太宗决定效仿,规定从今以后,李渊提拔看重过的大臣死后,有关部门要向他报告,并在献陵东侧赏赐墓地,此外,官府还会发口优质的大棺材作为福利。所以在初唐时期,献陵东部、北部、东北部规划了一座座墓园,彼此以围沟为界,比如这一块是河间王李孝恭的,另一块是韩王李元嘉的,以此类推。

永徽六年,李治下诏:“其祖父先陪献陵,子孙欲随葬,亦宜听许,”如果爷爷、爸爸有陪葬在献陵的,子孙想要和他们葬在一起,政府也同意。从实际情况看,响应的人貌似不多,因为考古发现同一个围沟内,同时存在两座墓葬的只有三例,同时存在三座墓葬的只有两例,其他围沟内都只有一座墓葬。能够陪葬皇陵,要么有背景有关系,比如皇子公主,要么有身份有地位,比如高官显宦。按照正常标准,他们的子孙仅凭血源关系,是没有资格陪葬皇陵的,虽然有唐高宗的诏书,但也不好意思申请,毕竟对江山社稷没有太大功劳,厚着脸皮与先帝、祖宗同葬一处茔园,非常的尴尬。

截至目前,献陵至少有6座陪葬墓已经被考古发掘,4位墓主人的身份可以确定,在这些人的墓志中,明确提及墓主人“陪葬于献陵”,这能够证明它们真的是献陵的陪葬墓,西南方向那座最大的墓冢,也的确是李渊的万年吉地。在《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介绍这几位墓主的篇幅并不是很多,但墓志铭的出土,说明他们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史书在这一方面的记载没有纰漏。下周,就让我们走近这四位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贵族,品读他们别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