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亲蚕地点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其实从亲蚕地点的选择能够反映一个朝代的思想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1.从北郊到东郊、西郊
周代亲蚕于北郊。在传统的阴阳观念中，北方为阴为幽。《礼记·檀弓下》载：“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从中可以看出周代主导女性亲蚕于北郊的主要是阴阳观念。
西汉亲蚕于东郊。关于西汉亲蚕于东郊，当时的典籍中无直接记载，然而白坤先生通过对王政君太后亲蚕记载的分析，并结合汉代的禁苑的分布，认为西汉亲蚕于东郊并非妄言。故而《宋书·礼志》记载“汉则东郊”中的“汉”指的就是西汉。
西汉为何亲蚕于东郊?时人无论，北宋认为“汉蚕于东郊，以春桑生也”。因为东方五行属木，四季属春，春天桑树生长，所以亲蚕于东郊。
由此观之，西汉亲蚕于东郊主要是因为五行观念。东汉、晋、东吴、刘宋为西郊。晋、刘宋亲蚕于西郊记载明确，东汉亲蚕于西郊亦见于史料，只是东吴亲蚕于西郊稍有疑问。
《隋书》载：“吴韦昭制《西蚕颂》，则孙氏亦有其礼矣。”韦昭仕东吴，且东吴丁孚曾著有《汉仪》记述东汉一朝的礼仪，所以东吴有条件举行亲蚕礼，且沿袭东汉亲蚕仪，其亲蚕的方位为西郊。
晋朝亲蚕于西郊亦是沿袭东汉。刘宋因为是沿袭晋朝的亲蚕礼，所以《宋书》在记载晋朝亲蚕礼后道：“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东汉为何亲蚕于西郊?《白虎通》解释道：“耕于东郊何?东方少阳，农事始起。桑于西郊?西方少阴，女功所成。”
晋朝为何亲蚕于西郊?《晋书》：“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
东汉和晋朝对之所以选择西郊的解释看似不同，实则都是从阴阳对立、男女对应的角度出发。
综上所述，东汉、晋朝之所以亲蚕于西郊主要是因为阴阳观念。周代亲蚕于北郊是由于阴阳观念，西汉亲蚕于东郊是由于五行观念，东汉和晋亲蚕于西郊又是由于阴阳观念。总而言之，从周朝到晋朝亲蚕地点的选择主要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
2.北郊与西郊并存
南北朝时期北郊与西郊并存。南朝刘宋时期依旧亲蚕于西郊，已在前文论述。北朝普遍亲蚕于北郊，且呈现出向周代回归的倾向。最早出现向周代回归倾向的是三国时期的曹魏。
曹魏在正月亲蚕，然而周代亲蚕于季春三月，亲蚕时间与周朝不同。整体而言，曹魏的亲蚕礼是模仿周代而制定。
北朝亲蚕礼由北魏开始，北魏亲蚕于北郊。北魏亲蚕礼创制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首次实践为景明四年三月，可见北魏王朝亲蚕的方位亦是在北郊。北魏亲蚕于北郊是继承周代亲蚕礼的方位。
宣武帝建立亲蚕礼的来源有二：“周宣”和“汉祖”，也就是“宗周旧制”和“汉家故事”。
然而“汉家故事”为东郊和西郊，只有“宗周旧制”是北郊。且北魏籍田于南郊，符合“宗周旧制”，所以北魏亲蚕礼的地点应是继承周代。
北魏之后的北周、北齐和隋亦是亲蚕于北郊。此三个王朝亲蚕礼同见于《隋书》，虽然仅明确记载北齐和隋亲蚕方位为北郊，然而根据体例和上下文联系可推知北周亦是亲蚕于北郊。从曹魏到北魏再到北齐、北周和隋，为何会向北郊回归?
揣度其可能原因有三：一是东汉末年儒学的兴盛。东汉末年儒学大盛，涌现出马融、郑玄等一批儒学大师，积极对经文进行注解阐释，代表有郑玄对“三礼”的注解。
从学林延及政治，便是以周代为蓝本的传统政治的复兴。曹魏统治者生于汉末，深受影响，因此在创制亲蚕礼时自然“依周典”。
二是争夺中原文化的正统。无论是曹魏所属的三国时期，还是北魏所属的南北朝时期都是乱世，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此时王朝的正统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国时期，蜀汉以汉朝正统自居，而曹魏若想压过蜀汉，只能向汉朝以前的周代寻求。北魏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亦需来自中原文化的支持。所以在祖先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在典章制度方面积极向汉族文化靠拢。
三是北齐、北周和隋沿袭前一王朝的规定。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后来被北齐代替，西魏被北周代替。所以北齐和北周的礼制可以看做是直接继承了北魏。
然而并非一成不变的继承，比如亲蚕的车舆北魏与北齐北周不同，蚕神北齐为黄帝、北周为西陵氏，又各不相同。但是在亲蚕地点上没有做改变。隋朝脱胎于北周，其继承了北周的一些制度。
3.从郊外到内苑
从唐到清亲蚕地点发生了从郊外到内苑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有两个趋势：一是从个体上，一个王朝内部有从郊外到内苑的趋势;二是从整体上，从唐到清的亲蚕地点有一个从郊外到内苑的趋势。
从个体上来看从唐到清的每一王朝内亲蚕地点有一个从郊外到内苑的趋势。
唐代亲蚕地点先郊外(或北郊或西郊)后为内苑。史书记载了唐朝举行过十一次亲蚕礼，其中前十次亲蚕于郊外，最后一次肃宗张皇后亲蚕于内苑。
宋代亲蚕的地点，最初真宗朝议定为东郊，而仁宗实践却是在禁苑。神宗时期重新规定在北郊，然而徽宗时期亲蚕却是在延福宫。宋朝亲蚕地点虽稍有波折但是最终亲蚕于禁苑。
唐宋时期为何会亲蚕于禁苑?史书没有记载其原因。唐肃宗张皇后亲蚕于苑中究其原因很可能与此时安史之乱未平、时局动荡有关。
宋朝亲蚕于禁苑，一方面是有唐朝的先例，另一方面是宋朝“富裕阶层”女性的活动空间受到了限制。此后元朝应规定亲蚕于东郊，但整个元朝并未有关于亲蚕礼实践的记载。明朝亲蚕地点先为北郊，后为西苑。
明朝亲蚕礼正式创始于嘉靖九年。嘉靖九年正月都给事中夏言奏请创制亲蚕礼，嘉靖皇帝同意后“作先蚕坛于北郊”，并且紧接着于该年三月张皇后举行了亲蚕礼。可见最初明朝亲蚕礼的位置规定为北郊。
然而嘉靖十年之后却亲蚕于西苑，这期间颇有一番曲折。起初夏言主张亲蚕于北郊时，受到了霍韬等人的竭力反对，其主要是站在“男主外、女主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嘉靖皇帝大怒，将霍韬下狱治罪。嘉靖十年二月，礼臣又以“先蚕殿工未毕”为由建议遣官行礼，皇帝依旧未允许。最后嘉靖皇帝以“皇后出入不便”为由，将先蚕坛改建在了西苑，正式确定亲蚕于西苑。
与之相应的是明朝亲蚕地点的实践也经历了从北郊到内苑的过程。明朝亲蚕礼最早的实践在洪武二年二月，皇后亲蚕于北郊。
明朝亲蚕礼自嘉靖九年正式创制后明确记载举行过四次，其中除了嘉靖九年三月丁巳亲蚕于北郊外，嘉靖十年四月丁巳、十一年三月己巳和十二年三月己巳皆亲蚕于内苑。
在明朝亲蚕地点从北郊到内苑的变化过程中，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束缚了女性的活动空间。清朝于乾隆七年八月正式创制亲蚕礼时规定亲蚕于内苑。然而在雍正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先蚕坛的营建，且建于北郊。然而逮至乾隆皇帝创制亲蚕礼时，却选择了亲蚕于内苑。
清朝亲蚕于内苑的理由主要有三：郊外道远，水源不通，前朝可鉴。在这三条理由中最重要的理由还是唐、宋、明都曾亲蚕于内苑。从整体上来看从唐到清的亲蚕地点有从郊外到内苑的趋势。
这个趋势可以从礼制规定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比的动态变化中显示出来。
这一转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四步：第一步：唐朝规定为郊外，实践以北郊为主。第二步：宋朝规定为郊外(东郊或北郊)，实践以禁苑为主。第三步：明朝先规定为北郊后为内苑，实践以内苑为主。第四步：清朝规定为内苑，实践皆是内苑。
通过这四步，封建王朝关于亲蚕礼的地点不论是在礼制规定还是在实践上，都完全从郊外转变到了内苑，妇女的活动范围进一步被压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