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参谋部，又称德军总参谋部，由原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发展而来。是德国军队中对战争进行规划和决策的高级军事机构，也是现当代绝大多数军队总参谋部的样板。
组织机构沿革与发展简史
总参谋部制度是一种有别于古典军事活动的近现代组织形式，有人说“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而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形式的总参谋部，对世界军事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实现了从早期战争的“统帅决策型”模式向近代战争的“军官团决策型”模式的转变。
早期的军需总监部
随着火药等技术传入欧洲，新的武器开始取代传统的冷兵器发挥作用，从而引起西方军事技术和思维的变革，战争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传统的组织机构已难以胜任日趋复杂的指挥与后勤任务。17世纪中前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领导成立了一个被称为“军需总监部”的机构，专门负责工程和交通事务，这个机构后来被很多欧洲国家的军队所采用，普鲁士也在17世纪中期成立了自己的军需总监部，负责处理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包括后勤、行军、驻扎、测绘等工作，这个机构被认为是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前身 。
军需总监部设置军需总监(First Quartermaster，德语“Oberquartermeister I”，有的材料也称为“总军需长”或“第一军需长”，这个职务演变为后来的“副总参谋长”)一名，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一任军需总监(1675年)是工兵中校贝尔库姆，拿破仑战争之前担任军需总监的是莱文·冯·戈伊绍少将(1796年上任)。这个时期的军需总监部实际上只是一个介于“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无权参与指挥的决断”，军队指挥权始终掌握在最高统帅(国王)手中。
普鲁士军事改革
格哈德·约翰·戴维·冯·沙恩霍斯特，1808至1813年任“综合战争部”第2师监理，1813年任军需总监
历史上的第一个总参谋部实际成立于德国的邻邦——法国，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防部长拉扎尔·卡诺下属的“国防部办公室”已开始具有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1795年，后来成为拿破仑首席元帅的贝尔蒂埃率先建立了参谋系统，后来成为贝尔蒂埃直接领导的“参谋长办公室”，并和另一个被称为“总参谋部”的机构组成了拿破仑的统帅部。拿破仑时期无论是“参谋长办公室”还是“总参谋部”都不能取代拿破仑本人进行直接指挥，“丝毫不能参与皇帝的工作”，只能“严格遵守”拿破仑的命令，所以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
在普鲁士，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现代总参谋部思想的是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男爵(von Massenbach)，在1795年向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上呈的条陈中就要求将战争计划的拟定纳入军需总监部的工作范围，1801年马森巴赫又再次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构想，包括总参谋部的机构组织，甚至要求总参谋长应被赋予向国王的“直面陈述权”。
180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以马森巴赫的建议为蓝本进行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该部门按战时的作战区域(而不是按功能)分为三个处(称为“旅”)，分别对奥地利，对中、南德和对西德地区的战备计划。在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地区，如巴伐利亚也于1803年仿效法国创建了一个“秘密军事局”，这个机构成了后来巴伐利亚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的雏形。
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对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欧洲各国的封建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曾经在菲德烈二世统帅之下辉煌一时的普鲁士陆军于1806年的“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中遭到惨败，并于1807年被迫和法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割地赔款裁军，使得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大大下降了。战败后的普鲁士开始施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施泰因的政治改革，哈登堡的农业改革，洪堡的教育改革和沙恩霍斯特等人的军事改革。1807年7月，“军事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沙恩霍斯特担任主要负责人，其改革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兵制改革和机构和人事改革，而后者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目前的参谋部体制改革和对军需总监部的改组。
按沙恩霍斯特的构想，“军队总参谋部”按功能分工，下设4个处(称为“师”)，第1师负责战略战术，第2师负责军队内部事务，第3师负责后勤补给，第4师负责炮兵和弹药事务，特别地，保管作战地图的“皇家地图室”也是总参谋部负责的范围，同时总参谋部还将担负起高级军事人才培养的任务;在下级部队中的参谋部建制也仿总参谋部设4个科。1808年圣诞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布敕令基本上采纳沙了恩霍斯特的建议，成立最高军事机构“战争部”，而军需总监部已不再作为职能机构运转，但“军需总监”一职仍然保留，其职能相当于总参谋长的助手或副总参谋长。不久战争部又分裂为“综合战争部”和“战争经济部”两个部门，前者是主要的实权部门。综合战争部下辖的3个“师”中，第2师相当于沙恩霍斯特所建议的总参谋部，沙恩霍斯特亲任第2师“监理”，同时也是综合战争部的实际领导者。在沙恩霍斯特的影响下，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得以进入综合战争部和第2师，这其中包括格奈森瑙、博因(von Boyen)、克劳塞维茨等人。
总参谋部体制的确立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内斯·奈德哈特·冯·格奈森瑙伯爵，1813年任军需总监
当1811年拿破仑决定远征俄国时，要求普鲁士提供支援部队，沙恩霍斯特等人辞去了第2师的职务，由冯·劳赫上校继任第2师监理。在1813至1814年普鲁士解放战争中，沙恩霍斯特以中将身份接任军需总监的职务，同时兼任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的参谋长，而格奈森瑙则担任他的副手，两人共同拟定了1813年的春季作战计划。
在当年沙恩霍斯特病故之后，格奈森瑙继任军需总监的职务，不仅继承了沙恩霍斯特的改革成果，更奠定了日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传统和基本作业风格。1816年格奈森瑙因为与宫廷官僚政见不和而辞职，之后普鲁士的总参谋部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此时主管总参谋部事务的是1814年出任首任正式的战争部长的利奥波德·冯·博因少将和第2师(后改称“第2部”)监理卡尔·冯·格罗尔曼少将。格罗尔曼时期的“总参谋部”已经完全按马森巴赫当初设想的三个战略方向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个作战处，同时加强了测绘工作，另外还特别增设了一个“战史处”。1819年11月至1821年1月期间第2部监理由利林施特恩少将(von Lilienstern)代理，此后的部长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米夫林中将(von Muffling)，米夫林在任内继承和发扬了沙恩霍斯特的理想，并首创了后世广为流行的沙盘作战演习方法。1821年米夫林被国王授予“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其地位仅次于战争部长。1825年，随着第2部的解散，总参谋部从战争部分离出来，并正式命名为“军队大总参谋部”(Großer Generalstab)，总部设在位于柏林柯尼希广场的红砖大楼内，各军团也设“军队总参谋部”;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也从1823年起规范了正式着装——“镶以维红色边的裤子和上衣”，“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镶有排红色裤线的军裤就成了总参谋部军官的特有的外部标志”。
总参谋部正名之后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成为与战争部、国王军事内阁分庭抗理的又一势力。米夫林时期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改组，分为3个“主师”：第1主师负责处理人事问题;第2主师负责组织、训练、演习、制定动员和进军计划;第3主师负责处理技术和炮兵问题。这一时期里活跃于总参谋部的人物还包括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在总参谋部和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期间完成了著名的军事理论论著《战争论》(德语“Vom Kriege”)。米夫林于1829年离任，在老毛奇上任之前，威廉·冯·克劳泽内克(von Krauseneck)和卡尔·威廉·冯·赖赫尔(von Reyher)先后担任过总参谋长职务。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总参谋部
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继18世纪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又进入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而普鲁士/德国恰是这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军事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为普鲁士的扩张和促进德国统一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普鲁士/德国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出现了一个卓越的领导层，政治上是俾斯麦卓有成效的内政外交策略，而军事上则是以老毛奇为首的新一代总参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