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主义，基于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的政府的理论和政策而形成的。
赫鲁晓夫主义是去斯大林化运动的产物，提倡对文化差异采取更多的包容，采取更开放的国际关系政策，否定斯大林的政策。
简介
赫鲁晓夫主义(英语：Khrushchevism)基于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的政府的理论和政策而形成，最早使用这个政治术语的是毛泽东，当时是用来嘲讽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主义是去斯大林化运动的产物，提倡对文化差异采取更多的包容，采取更开放的国际关系政策，否定斯大林的专断和恐怖政策。
背景
长期以来，苏联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完成阶段，到30年代后半期，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宣布，1937年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是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开端。
可以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斯大林模式)，是发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和雏形。
斯大林的这一模式的基本战略决策是，把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给予低标准的满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把国家高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当然，不可否认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斯大林模式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当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之后，仍继续沿袭这种体制，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到50年代，问题暴露了出来。
虽然工业发展很快，从1913年到1950年增加了12倍，但是农业却徘徊不前，只提高了40%。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还有所降低。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农业集体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32公斤，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副食供应不足，多数消费品质量低劣。农村情况更差，有的农庄的工分只有几戈比。
面对这一现实，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
他首先从农业入手，采取了三次重大改革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种植玉米，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61年10月，在苏共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新纲领，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纲领》强调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业务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是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纲领》提出的上述三项原则，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利别尔曼建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18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并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决策重大问题时的主观盲动性。
赫鲁晓夫
内容
政治方面
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逝世后，政治上，大量冤假错案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抬头;各加盟共和国由于斯大林时期的体制造成的民族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各阶层对个人迷信造成的压抑气氛日益不满;经济上，部门管理造成的专业狭窄、分散，协作不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人民生活改善很慢的状况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过分偏重发展重工业造成的国民经济畸型结构，使得人民生活必需品十分紧缺。因此，改革斯大林时期的体制是势所必然，符合苏联人民的心愿。
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改革，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改革是从1954年开始的，历经十年。从总体上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改革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在基本上不动中央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权限;二是以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原则改组党和政府机构。
农业方面
体制改革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调整。
长期以来，苏联只注意重工业的增长，忽视农业的发展，甚至掩饰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
苏联曾宣布，1952年的谷物产量达到13，000万吨。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农业问题永远彻底解决了。”，实际上，这一年只生产了9000多万吨粮食，1953年又降为8250万吨。苏联1953年的人均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比革命前1913年的540公斤和31.4公斤还要低。农业的落后，既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妨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正是从农业开始的。
1953年9月，他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赫鲁晓夫的措施》的报告，指出农业的基本问题在于违背物质刺激原则。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取消不必要的国家干预，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首先，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去，集体农庄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价格低于成本。1958年6月，政府取消这种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
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其次，改变计划体制。1955年以前，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指标多达280项，详尽规定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产量等等，限制了广大农庄干部和庄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但是，这项决定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国家仍不时干预农庄的生产安排。
第三，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国家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
1946年后，政府为督促庄员把主要精力用于集体生产，不断增加自留地的农业税额，并规定产量愈高税额愈多。农民不堪重税，纷纷砍掉自家果树，杀掉喂养的牛猪。副业生产日渐缩小。赫鲁晓夫上台后，立即改变收税办法，由按产量改为按自留地面积计算税额。同时，降低自留地的税额，免除私人果树、奶牛的实物税。
1954年6月，废除自留地的义务交售制。1958年1月，取消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在政府的鼓励下，副业经济迅速发展。苏联2000万农户中，原来大约有四分之一农户不养奶牛。到1959年，几乎每个农户都养了奶牛。此外，城镇居民还养了350万头奶牛。全国牛奶产量明显增加。几年内，羊的头数增长了一倍，猪和家禽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果园又兴旺起来。私人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从1954年起开始下降，农贸市场日趋繁荣。
赫鲁晓夫
种植玉米运动
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
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在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
从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安家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垦荒运动在初期取得了明显成果。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
然而，特大丰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卡车、人力和粮仓，加之道路坎坷不平，未能在冬季到来之前把荒地的庄稼全部收割完毕，还有大量粮食在运输途中、在储存过程中损失掉。60年代初，由于垦殖方法不当，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因此，赫鲁晓夫时期没能把垦荒的成果真正巩固下来。
1958年2月，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这项决定受到农民欢迎，它有利于消除“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的情况。
但是，赫鲁晓夫卖给集体农庄的拖拉机要求过急。到1959年1月，80%的集体农庄买下了农业机器，全国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撤销了7655个。剩下的20%农庄都是负债累累的贫困集体，根本买不起任何机器。然而，中央委员会指示，这些农庄就是贷款也必须买农业机器，以防止他们滋长“依赖别人的思想”。
农庄买下机器后，按法令规定可以在三年至五年内分期偿付买拖拉机站设备的款项。但在一些富裕农庄的带动下，在赫鲁晓夫的赞赏下，几乎所有的农庄都在一年内偿清了欠款。这种匆忙的做法，使一项正确的改革产生许多不良后果。
首先，集体农庄由于要花费大笔钱财购买机械设备，不得不取消或推迟许多计划内的项目，甚至挪用其他方面的资金，打乱了农庄的正常发展进程。
其次，改革后新购买的农业机器大多得不到正常的保管和维修。农庄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于购买机器，无力修建存放农机的库房。国家原来预计建立大约四千个机器修配站，来帮助农庄维修农业机器。但是，这些修配站一直没能很好建立起来。1961年，政府决定机械在农庄就地修配。大约有一万个大型农庄建立起自己的修配厂。而其他的三四万个农庄没有修配厂，只能敷衍了事地进行一些维修。
第三，农庄没有足够数量的、经过正规训练而能有效使用农业机器的技术员。过去，在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技术员不愿从国家工作人员变为农庄庄员，他们当中的驾驶员有一半离开了农业岗位。结果，虽然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农庄改革
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赫鲁晓夫强调要扩大对集体农庄的帮助。国家派出2万名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去当农庄主席，并向农村输送了12万名农机师、农艺师和拖拉机手。国家大力发展农机工业，使农村拥有的机械数量成赫鲁晓夫墓倍增加。1953年，农村共有74万台拖拉机，1964年增长到154万台，谷物收割机从32万台增至51万台，卡车从42万辆增至95万辆。
政府还从资金方面帮助农庄，免去农庄历年欠国家的债款，同时不断扩大国家对农庄的长期贷款数额，1953年为5.8亿卢布，1964年增为12.5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改革调整农业过程中，办了不少欠考虑、主观盲动的事。
他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就不顾苏联的条件如何，强行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
这项规定导致灾难性后果。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庄员消极抗拒。播种玉米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其面积达到930万公顷。赫鲁晓夫下台后，一些有种玉米传统的地区也拒绝种玉米。1965年，全国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20万公顷，低于1953年的水平。赫鲁晓夫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计划彻底破产。
盲目改革
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1960～1961年赶上美国。这是一个颇欠考虑的口号。
在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苏美相差不多。肉类产量方面，苏联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苏联的肉类产量只有570万吨，而美国是1600万吨;人均肉类产量，苏联是36公斤，美国是97公斤。
要达到赫鲁晓夫提出的目标，就要使苏联的肉类产量在三四年内增加近两倍。这对于缺乏饲料和大型畜牧设备的苏联来说，是很难办到的。1958年的畜牧业发展情况很不理想，它的产量只增加了5%，而不是赫鲁晓夫要求的60%～70%。但是，这并没有使赫鲁晓夫头脑清醒过来。他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
在这种情况下，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大胆保证梁赞州在1959年一年内，将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赫鲁晓夫没有分析这一保证是否有现实可能性，就大加赞赏，号召其他各州向梁赞州学习。1959年底，拉季奥诺夫以种种弄虚作假的手段，宣告“胜利完成”指标，并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梁赞州试验的破产说明，赫鲁晓夫的赶超计划是不现实的。
赫鲁晓夫
相关评价
尽管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有很多失误，但他的改革与调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苏联农业克服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取得了较快的进展。
从1950年到1960年期间，农业人口减少了1100多万，但农业产量明显增加。1951～1955年期间，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1965年期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
在同一时期，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大大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农业虽有较大进步，但农业落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农业是粗放经营，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受气候影响，产量波动很大。1962年，谷物产量达到1.402亿吨，但第二年就陡降为1.075亿吨，减少3270万吨。
其次，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在初期效果比较明显。1953～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后期出现不少问题，效果明显减弱。1958～1964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