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外文名叫做Virginia Woolf，生卒时间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年—1941年)不仅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作家，更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开拓者，她的一生都在关注女性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中，伍尔夫对女性深切持久的关怀体现在对女性教育问题的思考上，并且与其小说理论高度契合。在以往的伍尔夫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将目光投射其作品上，但鲜有人会关注伍尔夫的教育理念。她通过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教学经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解放教育理念，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伍尔夫对教育理念的集中阐述主要体现在两篇著名的政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和《三个基尼币》(Three Guineas)中，本文通过剖析这两篇文章，发现伍尔夫对当时女性教育现状的担忧，对男权统治下主流教育的批判和对未来教育的设计与展望。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伍尔夫所处的时代与女性教育现状
伍尔夫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教学经验，使她对当时女性受教育的状况有了切身的体验。十九世纪的女性教育主要以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为主，以获取婚姻为目的，一般由年龄较长的女性担任女童的教师或监护人。教授的基本内容除了简单的读写之外，多为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举止优雅、品行端正的淑女、一名称职的家庭妇女、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弗吉尼亚·史蒂芬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一个名门望族，但她却和其他女性一样，无法与男子一样享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记录了这样一段经历，当弗吉尼亚在一个上午无意踏入牛津大学的一块草地，却立即被一位教区执事野蛮无礼地驱逐出去，因为“我是女人。这儿是草皮，那儿是小路。只有研究员和学者们才被允许到这儿来，砾石路是留给我的地方”。同一天，当她打算进入国家图书馆时，又被拦住了，因为“只有在有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委员陪同或者带有介绍信时，女士方可获准进入本图书馆”。两次被挡在学术中心外的遭遇使伍尔夫意识到，女性始终被排除在男性话语霸权控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体系之外。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虽然女性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但在一些女权主义者和有识之士的捐助之下，大大小小的独立女子学院逐步建立起来。这些初等教育机构为贫困妇女传授基本的文化知识，但在课程设置和师资管理等方面依然无法与正规的高等大学教育接轨。伍尔夫就曾多次被邀请去女子学院授课，1905年至1907年期间，她在为劳动妇女开办的莫利女子学院讲授英国历史和文学。1916年至1920年期间，她在“妇女合作公会”“妇女联合服务会”等场合讲解“妇女与写作”的问题。伍尔夫通过亲身的教学经历，准确地把握了英国妇女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战之后，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并逐步获得了投票权、离婚权和教育权，但伍尔夫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政治法律上的权利释放并不能代表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在仍是男性话语霸权之下的英国，妇女的解放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因此伍尔夫专门撰写了两篇政论文来探讨女性教育问题、背后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二、女性教育问题及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揭示了英国女性教育的尴尬境况，进而揭露了女性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作者设想莎士比亚有一个与他拥有同样天赋的妹妹朱迪恩，后者希望像哥哥一样能去文法学校学习语法和逻辑，阅读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但年仅十几岁的她却被父母许配给一位羊毛商的儿子，朱迪恩无法忍受屈辱最终选择自杀。伍尔夫感叹道：“任何一位具有了不起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而被杜撰出来的朱迪恩正是英国近代女性受教育的缩影。接着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杀死朱迪恩的幕后真凶——父权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认为在生理、智力和道德上都是低劣的，即使“最优秀的女性在智力上都劣于最差的男人”。伍尔夫愤慨地描画着男性贬低女性的丑恶嘴脸：“几百年来，女人一直被用做镜子，那镜子具有把男人的外形以其自然大小两倍的方式给照出来的似魔术而令人愉快的力量。”似乎只有女性的低劣和卑贱，才能彰显出男性的优秀与高贵。这种心理幻象让男人的欲望极度膨胀，贪婪和强烈的占有欲将他们引向战争的边缘。不是女性天生愚笨，而是残酷的父权制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扼杀了女性的聪明才智。十年之后，在更为激进的《三个基尼币》中，伍尔夫更加直接深刻地揭露了父权制与精英教育的弊端和罪恶。
《三个基尼币》写于1938年，此时法西斯的魔爪开始伸向欧洲大陆。在文章中伍尔夫明确指出，是精英教育体制让人类陷于战争的泥沼，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制度，颠覆男性在教育中的专制，才有可能避免战争引起的人间悲剧。英国当时的高等教育等级森严，学生不敢挑战导师权威，思想受到了禁锢。学校教育本应该培养出热爱和平、向往自由平等的优秀公民，而如今却培养了大批自私贪婪和崇尚武力的战争狂人。对于这种境况伍尔夫接连提出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不仅没有教人们憎恨武力，反而让他们去使用武力吗?教育不仅没有教给那些受教育者慷慨和宽宏，相反使他們急于保住他们所拥有的……而武力和占有不正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吗?那么大学教育在影响人们、阻止战争方面有什么作用呢?”英国的高等教育造就了一批崇尚野蛮和暴力的“爱国主义”激进分子，他们进入国家政府的各个领域行使权利、制定法律，甚至成为教区人员，将整个国家引向危险的边缘。因此伍尔夫认为，当时英国教育的背后是腐朽的父权文化体制。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三、伍尔夫的“被压迫者教育学”
伍尔夫对当时英国教育的思考已经上升到人性的高度，这与以“教育即解放”为信条的伟大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教育思想高度契合。作为二十世纪批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家之一，弗莱雷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第三世界的教育事业，弗莱雷认为教育的政治性是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过程，教育要么成为年轻一代融入现行制度的必然结果，要么成为自由的实践。”教育要唤起被压迫者的主体意识，让受教育者获得人性教育，最终实现自我解放。实现人性化教育的途径是培养被压迫者的批判意识，通过解构教师与学生的二元对立，消解教师的权威，形成对话式和提问式教学。尽管伍尔夫没有像弗莱雷那样形成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但她在《三个基尼币》中几乎比弗莱雷早半个世纪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解放教育理念。伍尔夫指出当时英国的教育是压迫者的教育，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男性通过教育灌输父权阶级思想以维护其统治和利益，并以此达到压制女性的目的。她认为“压迫者的教育学”不适合女性：“旧式学院的旧式教育不培养对自由的崇尚”，应该为这些被压迫的女性重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
伍尔夫在文章中以建立新式学院为出发点，从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第一，立校之本。新学院应该是一所“试验性的学院，一所冒险的学院”，并“按自己的方式发展”。伍尔夫指出学校的立校之本应是：求新、求变。第二，教学环境。学院“不要用雕花的石头和浮珐玻璃来建造它，用便宜而易燃的材料，它们不会积灰，不对传统造成损害。”“雕花的石头和浮珐玻璃”象征伍尔夫眼中旧式学院教育的浮华之风，这些僵硬冰冷的建材暗指了无生气、压抑的教学环境。而新的学院不应受到陈腐思想的束缚，要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因此“别把贵重书籍和初版书放在玻璃柜里。应该让图书常新，不断更换。”伍尔夫认为人们对已有的知识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对真理的探索应永无止境，知识的积累与获得应该是一个自我观察、体验和反思的动态过程。第三，教材设置。伍尔夫认为学院传授的“不是战胜他人的权术，不是统治、杀戮、掠夺金钱与土地的谋略”，而应该教“穷人用得上的知识，比如医学、数学、音乐、绘画与文学。新学院应该教授人类交往的艺术，理解他人思想和生活的方法，以及与人息息相关的说话、穿衣和做饭的技巧。”第四，教师选拔。伍尔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教师应从生活无虞和思想深沉的人中选拔。热爱知识的人们会乐意到这儿来”。教师对知识、学生和生活的热爱与弗莱雷对教师的定义是一致的，后者曾说道：“我永远不能想象没有爱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位教育家，因为我首先感到的是爱。”第五，师生关系。伍尔夫在文章中说：“音乐家、画家和作家都愿意在那儿教书，因为他们也能学到东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教会学生，更能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弗莱雷的教育观可以看成是对伍尔夫教育理念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弗莱雷认为师生平等是解放教育的重要体现，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他写道：“一位教师行使权力的最好方法便是尊重学生的自由。”解放教育学的目的是解决师生对立的矛盾，双方应该在共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互为师生，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
尽管伍尔夫对新式学院的建构有些乌托邦的色彩，但可以清晰地看出她对未来解放教育的构想和期盼。这所新式学院是个“自由之地”，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没有贫与富、聪明与愚昧的巨大悬殊，各种人、思想和精神优势互补”。在这个充满精神碰撞和思想交流的地方，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分，所有人都平等自由地探讨和追求真理。
弗吉尼亚·伍尔夫
四、伍尔夫的对话式教学
弗莱雷提出对话式教育通过消解教师的话语霸权，唤醒被压迫者的批判意识和创新能力，打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隔膜，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横向关系代替纵向模式。其中，提问是实现对话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提问的方式，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培养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话式教育是培养批判意识、达到解放教育目的的途径。伍尔夫在弗莱德之前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下文通过分析《一间自己的房间》来探索伍尔夫的对话式教学法。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她于1928年在学院所做的演讲稿，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伍尔夫的一次教学活动。传统意义上的演讲无需受众的介入，更不允许受到听众的质疑。而《一间自己的房间》却自始至终充满了对传统讲解式教学的解构和反叛。众多文学评论家们都认为该文章“从头至尾都体现出思想上的交流”，如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就指出“这篇文章是对父权制的戏谑”。伍尔夫研究专家马克(Mark Hussey)则明确指出“《房间》是对演讲形式的解构”。在演讲过程中，伍尔夫用“提问式教学”和“对话式教学”取代灌输式教学和储蓄式教学，以期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启发他们明辨是非、敢于挑战权威。
演讲伊始，伍尔夫问道：“你们(指台下的学生)可能会问，我们是请你谈妇女与小说——而这又与自己的一间屋有什么关系?”演讲者并没有直接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首先以提问的方式引起听众对将要探讨的话题的注意，邀请他们一起思考。接着伍尔夫就“妇女与文学”这一话题，坦率地承认自己无法给出一个完美的结论，因为“我应该永远也不能履行一位讲演者的所谓第一责任——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之后递给你们一个纯粹的真理的天然金块，包在你们笔记本的页张之间，永远地存放在壁炉台上。”伍尔夫开篇便颠覆了一位演讲者“应尽”的责任，打消了听众对一场传统教学演讲的期许，她从一开始就不准备让听众置身事外，而是引领他们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之后伍尔夫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所能做的，只是向你们提供一种见解——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她所能做的是尽力证明自己的观点。原文是“I am going to do what I can to show you how I arrived at this opinion about the room and the money” ，伍尔夫用的词是“show”，而非“tell” “teach” 或 “instruct”，选词的谨慎说明她拒绝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伍尔夫继续向听众解释，或许“谎言将会从我的嘴唇里流淌出来，但是也許有某些真实与谎言混淆在一起，须由你们把这真实找出来，并且判定它的任一部分是否有保留价值;如果没有，你们当然就会把它整个儿扔进废纸篓里，并且把它完全忘却”。她非常坦诚地提醒读者，不要迷信专家权威，要用自己的头脑明辨是非，去伪存真。伍尔夫通过对话式教学将所谓的权威赶下神坛，将知识祛魅，唤醒学生的批判意识，帮助他们重构主体意识。
弗吉尼亚·伍尔夫
五、结语
伍尔夫早于弗莱雷半个世纪提出解放教育理念，两者都从人类解放的高度，猛烈抨击特权阶级的专制与压迫，在教育层面为实现被压迫者的人性解放而探寻出路。弗莱雷关照第三世界人民的教育，为的是实现边缘人的解放和自由;同样，伍尔夫通过关注女性教育问题，以期实现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尽管身为作家的伍尔夫并没有专门为教育事业著书立说，而是将对女性教育的深切关怀一丝一缕地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巧妙地表达出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的教育理论、教学实践的领悟。在弗莱雷的教育理论视阈之下，我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伍尔夫对女性教育和现代教育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