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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梁河之战在怎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如何评价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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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保宁十一年,979),宋军为夺取幽州,在高梁河被辽军击败的一次作战。下面本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宋太宗为夺回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北京至山西大同等地区),于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平北汉后,未经休整和准备,即转兵攻辽,企图乘其不备,一举夺取幽州。辽景宗耶律贤得知幽州被困,急令精骑增援。辽军反击,宋军三面受敌,顿时大乱,全线溃退,仅死者万余人,宋太宗乘驴车逃走。辽军追至涿州(河北涿县)为止。

此次战争是辽国与北宋第一次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是五代十国时期结束以后的一场重要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了宋朝统一的步伐,并且在军事上总体开始处于劣势。此战,辽军发挥骑兵优势,远道增援,变被动为主动,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宋军轻敌冒进,首战失利,对以后与辽作战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高梁河之战在怎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如何评价此战?

背景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北宋灭亡北汉后,宋辽直接对峙。双方接触线大体东起泥姑口(天津大沽口),西沿拒马河流域的信安军(河北霸县东)、霸州、容城(河北定兴东南),然后折向西北至飞狐(河北涞源北)及灵丘(山西灵丘)以南,直达代州雁门(山西代县北)。此线以北为辽控制的幽云地区。当时习惯把幽云十六州中位于太行山北麓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7 州称为“山前”,把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9 州称为“山后”。辽对这一地区特别是幽州十分重视,除派大丞相、南京留守韩德让和大将耶律斜珍率兵防守幽州外,还在隋唐蓟城的基础上对幽州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从而使幽州城成为方圆36 里,城高3 丈、宽1.5 丈,人口30万的陪都和军事、政治重镇。宋军在消灭北汉时,在太原集结了数十万部队,并在白马岭之战中击退了支援北汉的辽军。赵光义企图乘战胜的余威,一举夺取幽云地区。

北汉刘继元已降,宋太宗还师至镇州即转兵北上。但是破太原尚未赏三军,诸军兵将多不愿行,只是无人敢说。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赞成乘胜北征,“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赵光义听此言遂了他的意,很高兴,当即下令枢密使曹彬调发各地屯兵。当时宋军诸将,大多数比赵光义冷静得多,他们以大军云集,粮储不及为请。赵光义却兵来将挡,下诏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限期转运至镇州北面行营以备供应。当时扈从六军,有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赵光义大怒,要按军法处置,被臣下谏阻。

而当时辽对燕地的防守其实早有部署。三月,在宋军进攻北汉,韩侼、耶律善布、耶律沙等救援北汉时,辽已增派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又译“耶律希达”)、将领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伊实王萨哈)等,率兵戍守燕地,说明其早已考虑到宋军可能的进攻了。辽在幽州经常屯驻的汉兵,有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军,共约一万八千余骑;又有其所属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值舍利一千九百五十。若契丹大举南侵,则一般调集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诸路兵,兵力可达二十余万。

高梁河之战在怎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如何评价此战? 第2张

历史评价

宋太宗一直是首都市长,长于行政,短于军事。想要凭借灭北汉的余威一举收复燕云故地,重建中国北方的国防线,并进一步恢复中原政权领导四夷的地位,这种进取心无可非议是好的。然而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宋军在高梁河以惨败收场可不是时运不济那么简单。

赵光义被攻克太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辽军的实力及其拥有大量骑兵的情况估计不足,在部队疲困交加的形势下,仓促出兵,企图以突然的行动、优势的兵力数量,一举袭取幽州地区。这种轻率鲁莽、侥幸取胜的投机举动,最后遭到失败乃是情理中事。

从作战指导上看,宋军移师幽州,仅是一个方向的进攻,既未从幽州北面出兵配合,牵制辽军,又未控制一定的预备兵力。一开始便将主要兵力投入战斗,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成功,以致一遇挫折,便无力挽救。其次是对幽州城的防御力量估计不足。幽州是辽的战略要地,辽必以重兵守城。宋军远程急进,无攻坚准备,以致顿兵坚城,陷入师劳兵疲的困境。

最后是缺乏打援部署。幽州既为辽战略要地,在受到围攻时,辽兵必以重兵增援。但赵光义心高气傲,未作任何阻援部署,只顾倾全力攻城,致为辽援军拊击,导致全军溃败。反观辽军,虽在宋军突袭初期遭到一些挫折,但能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固守待援,为调集援兵赢得了时间。在援兵到达后,又成功地运用两翼包围的战法,发挥骑兵的长处,乘耶律沙拖住宋军并使宋军遭到一定程度削弱时,突然投入战斗,终于扭转战局,取得了解围幽州,大挫宋军的胜利。

高梁河之战在怎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如何评价此战? 第3张

高梁河一役作为辽宋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直接造成了日后的宋连战连败,到澶渊之盟,至此宋对辽已然完全处于下风,并直接对其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辽成为一个威压北宋,雄踞中国北方的庞大帝国一直到被金所取代。高梁河一战影响深远。

军事史学者曾瑞龙评价此战说:“从十世纪军事的发展大势来看,高梁河战役尽管发生在宋初,却是最后一场‘五代’的战役。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战略奇袭,大纵深突破的战役法,以及继之以皇帝直接指挥的战术决战,都具有浓厚的五代色彩。可是宋辽两军在高梁河畔恶斗的结果,也正式宣告了五代的战争已成历史陈迹。以上曾经在藩镇及地方政权之间,中央和叛将之间的战争中屡试不爽的作战手段,如今被用来对付辽这个政治军事上都相对稳定的大国。虽然这些作战手段在早期也收到相当效果,但情况不同的是:辽朝广阔的国土,为抵消宋军早期的强大攻势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而其强大的增援能力也足以挑战,及重夺宋军的战役主导权。最后,耶律休哥一个令人瞠目的侧击,使宋军不知所错。因此宋军将士纵有很多优秀表现,这个败局的铸成亦非偶然。总之,从宏观角度看,高梁河体现了战争形式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