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前221年～前207年)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本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大秦经过几百年的漫长发展之路，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一统大业，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盛世的大门刚打开却只维持了短短的(前221年～前207年)15年?为什么?几百年奠基的霸业顷刻间不复存在。
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大一统国家、文化认同感的缺失;表面上国家完成了统一，这并不能表明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因为一个王朝的建立，不仅仅是从诸侯到国家的转变，更不是简单的国土面积和人口的增加，而是一个国家体制的升级和多文化的融合。刚刚立国未稳的秦王朝，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个时候尤其要以国家和文化认同感为首要任务，让民心归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国简史》中认为：“当始皇之世，是统一之初，六国的遗民，本来不服，而此时也无治统一之世的经验，不知天下安定，在于多数人有以自乐其生，以为只要一味高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前文也说过秦国的文化主要发源于秦地的宗族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氏族特色。早期虽也吸收了诸多的周文化元素，但终究在发展、融合过程中和周文化产生了错位，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天下共主的周王朝，以分封制和宗法制和各诸侯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治与监管的关系;随着各诸侯的逐渐勃兴，慢慢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宗主国的权威也被一点点削弱，各诸侯国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内容，为后期各诸侯的兴起和周王室的边缘化奠定了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虽然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融合，秦文化已呈多元化，但终究失于集权和严苛。
周游列国的孔子途遇战乱
从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随着百家争鸣的文化演变，加之各诸侯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宗法制度的不同，各自经过长期的文化兼容，都衍生出一套不同于他国的文化宗法礼制。将原周王朝的文化割裂成若干碎片，这种文化分裂将各国意识形态完全禁锢在了各自的土地上，形成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很难在文化和信仰方面接受不同的文化认同和改造，离周王朝的文化核心“周礼”渐行渐远，以至于到了周王朝中后期便有了“礼崩乐坏”文化溃乱。以至于孟子有了这样的感叹：“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秦国在统一之前一直实行的是法家治国，其余诸侯也有各自的宗法礼制，各自不同。随着大秦的武力征服，各诸侯国被逐一兼并，统一前后的国家主体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秦人只限于原有的关中地区的秦国人，而统一后的秦国人便包括了赵国人、齐国人、韩国人、楚国人等等，国家主体可以通过武力征服，但是文化思想和信仰很难通过武力征服并实现统一。这个时候，矛盾就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且随着秦国严刑峻法的严酷施行，这种文化裂痕被逐渐撕裂成无法弥补的鸿沟。
尤其是宗族文化和信仰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民风习俗和文化信仰，这种长期的文化分裂，更是让各国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形成天然壁垒，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华夏文化就是这样大大小小相对独立的文化个体，并没有形成文化一统的国家认同，人群自然的被定性为你是秦人，我是楚人、齐人、燕人、晋人等，国家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不同的文化习俗依然存在每个人的心中，而家毁国亡的家仇国恨会在每个人心中慢慢滋生。
严刑峻法下的秦国百姓
但秦王朝的统治者似乎并不重视国家和文化的认同，而是更急于让天下承认其天下霸主的权势，让臣民完全臣服于其权力之下，这一切都基于他们认定天下一切都可以武力征服。一个初兴的王朝从国家到文化还没形成凝聚力，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都急于于彰显自己的权势，急于享受胜利果实，完全不顾及王朝初兴，民心涣散，社会百废待兴的局面;由此也可见统治者完全没做好完成大一统国家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将文化融合、培养国家认同感形成全民认知。
这时的秦国虽然统一大业是完成了，但六国的内心隔阂消弥却需要一个过程，思想上的融合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体制上虽然完成了统一，但是臣民的思想还处于完全分离的状态。作为一个新生的庞大帝国，想要获得文化认同，要将思想文化、政治体制各异的各诸侯国融为一体，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办到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甚至很漫长的过程。
秦王朝在实行文化融合方面最初还是做了很多尝试，可惜大多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比如全面推行郡县制，通过一系列政策法令来促进文字、度量衡、货币等方面的统一，以此促进国家政权和文化的一统。但由于长期分裂，各国在文化习俗、政治礼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导致一系列新政的推行极为困难。
陈胜吴广起义
秦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也知道统一疆土容易，要想让人心归附很难，所以在统一后，先后在全国进行了五次巡视，其目的在于彰显大秦帝国的威信和荣耀，让臣民彻底诚服。而其时秦王朝在全国施行严酷的刑律，仅田租、徭役、兵役以及戍边的刑徒及奴隶在全国服役的人数就超过200万之巨，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十之一二，在这样的高压的社会环境下，震慑手段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反而更激发了六国百姓的反抗。严酷的刑律使得“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所以，当陈胜吴广的“张楚”政权拉起反抗旗帜时，原来六国的大地上马上飘扬起旧政权的旗帜，星星之火开始成燎原之势。
而过激的文化认同事件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常说的“焚书坑儒，”说到秦国的“暴政”，“焚书坑儒”事件似乎是绕不开的话题，但很少有人能搞清楚“焚书坑儒”事件根本原因。首先“焚书坑儒”这个事件是分为“焚诗书”、“坑儒生”两个独立事件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均为坊间传说和无法佐证的历史记录。究其真正发生的原因及事件始末，以目前的文物发掘很难理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秦王朝在统一和治理国家上的确采取了很多激烈的手段，使得秦文化与原各诸侯国的文化冲突加剧。
秦历史上最难解事件焚书坑儒
秦王朝灭亡后，汉朝吸取了教训，坚持汉承秦制。对于汉朝的统治者而言，想要改变文化分裂局面，就必须找到一种能适应多元文化的新思想体系来治国理政，新的思想体系必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更要有可以让社会快速趋于稳定的中庸之法，并能有效利用新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形成政治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理清了以上这些，才是汉朝能延续的根本原因，而大秦在建国初期采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虽然为秦国快速发展提供了一定动力，但是统一后却没有很好的和东方诸国产生较深的文化融合，在治国理政上形成“强国弱民”的社会局面，最终导致社会阶层的矛盾被迅速激化，在文化认同上又采取毁灭式文化统一，以简单粗暴的强迫方式来实现国民认同，最终加速了大秦王朝的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