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设置两个以上的首都的制度，常被称为“两都制”或“两京制”。
元朝的皇帝就跟候鸟似的，在大都、上都两个都城之间来回跑，十分有趣，这就是著名的元代两都巡幸制度。
这一制度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影响，也有现实的推动，元朝因这一制度而兴，也因这一制度而丧。
游牧与定居
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
1206年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畔尊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此后几十年的世界舞台，几乎就是这些马背汉子们的独角戏。
成吉思汗(蒙古语：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鲍培转写：Činggis qaγan，秘史记音：成吉思·中合罕[6]，西里尔字母：Чингис хаан， 国际音标：[tʃiŋɡɪs xaːŋ] 聆听;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元太祖，又称成吉思皇帝[7]，成吉思可汗[8]，蒙古人，蒙古帝国奠基者、政治家、军事统帅，皇帝[9][10](...从远东朝鲜半岛的大同江，到欧洲的多瑙河，兵锋所向，一个又一个国家随着黑色苏鲁锭的竖起而倒下。
蒙古人在建立庞大帝国的同时，也受到新征服区域的文化影响。
比如蒙古窝阔台汗七年，他们在漠北草原的腹心修建了一座仿汉制的城池，这便是哈拉和林城。
而哈拉和林的修建，也标志着大蒙古国开始由游牧草原帝国向定居的中央集权国家靠拢。
实际上，在元代二百多年前，横亘北中国的一个庞大帝国——辽国，就已经徘徊于游牧与定居之间。
一方面，辽国在草原上修建了作为都城的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另一方面，辽国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各处捺钵随时决定。
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的四时捺钵，延续着契丹这个古老民族的游牧习性。
辽国的接班人——起家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也沿袭了这一制度，虽然金朝的都城定在上京、中都，可金朝皇帝也有在各地离宫别苑巡幸的习惯。
此时的蒙古人同样如此，虽然哈拉和林城已经修建，可四处游荡放羊式的这种习惯并没有改变，
“春，帝居万安宫一月，居揭揭察哈殿二月;夏，避暑于昔剌斡儿朵;秋，居于阔阔脑儿行宫;冬，大猎于汪吉河”，“率以为常”。
上都与大都
蒙哥继任蒙哥大汗之后，其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弟弟忽必烈，驻跸于金代皇帝游幸避暑的景明宫，也就是今天的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附近，修筑了一座城池，名曰开平。
新兴的开平城实际上充当了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政治中心的角色。
而在蒙哥汗去世之后，忽必烈依靠中原强大的经济实力，击败了以哈拉和林为中心争夺大汗之位的阿里不哥，成为新一任蒙古大汗。
随后，热心于汉文化的忽必烈将开平城定为“上都”，开平成为大蒙古国新的政治中心。
忽必烈深知富庶的中原才是他一统天下的有力武器，随着蒙古与南宋的战争日趋白热化，偏处草原南缘的开平城似乎不足以统领广阔的中原地区。
于是在1264年，忽必烈把位于今天北京市的原金朝首都——金中都，定为陪都，不久又迁都至此，将草原的上都开平府作为陪都。
金中都在1151年被定为金朝首都，到1215年被蒙古人攻陷，六十多年的都城生涯，见证了金朝最为辉煌的时刻。然而等忽必烈迁都至此的时候，此地却是满目疮痍，战火摧毁了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城市。
金朝政府早已南迁至黄河南岸的开封，而蒙古政府却又在遥远的草原，没落的金中都被改名燕京，在屠刀与混乱中苟延残喘。
忽必烈本想以金中都为都城，但是残毁严重的中都已经丧失了防御作用。
而且因为蒙古任命的燕京守将贪婪暴虐，日常杀人为乐，以至大蒙古国时期的燕京城已经成为一个满目荒凉，水井里漂着“枯骸”的鬼城，以至于中都流行着闹鬼的传说——
“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分长绿蒿”。
于是，忽必烈只能居住于城东北方的金代离宫大宁宫里，并策划在城外选址新建一座都城。
1267年，忽必烈任命刘秉忠为总负责人，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兴建工作。历时十九年，建成了一座东西长7400米，南北长6650米，占地接近50平方公里的雄伟都城。
刘秉忠(1216年-1274年)，金国瑞州(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镇)人，原名侃，敕赐名秉忠，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元朝忽必烈可汗宰相。谥文正，赠太傅、常山王。这期间，忽必烈将中都改名为大都，又称汗八里，大都作为正都，上都作为陪都，元代两都制度确立。
两都与巡狩
元朝皇帝多生产在草原，不太适应中原汉地夏季酷暑炎热的天气，因此，在夏季的时候赴上都办公就成为了日常。
作为一项元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两都巡幸制除了元朝皇帝避暑之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安抚漠南漠北蒙古故地。
以上都作为都城之一，保持蒙古巡游的旧俗，是元朝联系安置漠南的蒙古诸王贵族，进而控制漠北本土的诸王、贵族势力，以达到钳制久为边患的西北诸藩的作用。
这一点，上都有大都不能替代的优势。毕竟上都位于草原上，而且元朝政府在这里布置了大量的军队，还配备有配套的经济建设，这使得上都实际上就成为了漠北漠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两都巡幸的时间，大致是在每年二三月份，皇帝从大都出发，八九月份，回到大都，如此则大都和上都差不多是一边半年。
不过这个时间并没有个准谱，不固定，具体哪边长哪边短完全看皇帝自己的意思，久居汉地的仁宗、文宗多在大都呆着，习惯于草原生活的英宗、泰定帝就在上都呆得久。
而十七岁就出镇漠北、久居边塞的元武宗，甚至直接在野狐岭以北的旺兀察草原建了一座中都以作为容身之所。
查看完整族谱元武宗的族谱
两都巡幸除了皇帝、后妃、太子及诸王贵族外，大多数的官员也要随同前往，而只在大都留守很少的人。
比如中书省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政等六职，而在巡幸上都的时候一般只留下平章政事和右丞两人，其他的都跟随前往上都。
除中书省外，枢密院、御史台，掌管宗教事务的宣政院，文人阶层的翰林院、集贤院等等衙门，还有大量的皇帝亲军部队，都在随行之列。
与传统汉人王朝的皇帝出行、太子留守监国不同，元朝皇帝离开大都前往上都的时候，太子是跟着皇帝一起去，大都往往留守一名蒙古王爷代管事务，而且这种留守的宗王基本是一年一换，也不存在监国称号。
路线与驿站
因为这种两都巡幸几乎是每年必备的项目，所以皇帝以及大臣们的队伍在年复一年的往来路程中形成了四条固定的路线，从西自东依次是西路、驿路、辇路、东路。
元代两都巡幸路线示意图
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长约四百公里，从大都北城健德门出发，也就是今天北京地铁十号线的健德门站，这里是驿路的起始点，所谓——
“今朝健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
这条驿路之间有十一个驿站，是两京之间来往的主要通道。
作为元大都通往草原深处的哈拉和林城的“官道”中的南段，实际上还充当了大都通往岭北边疆的交通动脉的角色。
元朝皇帝每从大都北赴上都，大多是“从进西出”，也就是从东边的辇路去上都，等入了秋，再从西边的辇路返回大都，人们习惯于称这两条路为辇路与西路。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更靠东边的东路，这条驿路因为几乎是御史台及军队专用，所以又叫“御史按行”。
“辇路”是皇帝的队伍走的专门路线，在沿途设有皇帝的行宫，沿用辽金的称呼，称之为“纳钵”。
辇路总长度七百五十余里，设有十八处捺钵，最初的几处捺钵和辇路基本上与驿路平行，在居庸关西北折向东北方向，经过今天的延庆，然后在山陵里穿梭，越过长城，在沽源县东南的牛群头站与驿路合二为一。
牛头群，蒙古语称为“失八儿秃”，意思是有泥淖的地方。
元代的这几条路虽然有交集，但是驿路上的驿站在元代叫站赤，而皇帝出行的行宫叫捺钵，二者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叫的名字也不一样。
比如刚才说的，驿路和东辇路交汇的地方，站赤叫牛群头，而捺钵叫失八儿秃。同样，在察罕脑儿交汇的站赤与捺钵，也是不一样的两个名字，站赤叫明安驿，而行宫捺钵叫察罕脑儿。
至正十二年(1352年)，随元顺帝由辇路赴上都，又一同随驾南来大都的监察御史周伯琦，在其著作《扈从集》里，记载说西道全长一千一百里，设有二十四处纳钵。
这一路的沿途很多都与元代历史息息相关。
比如第一站的南坡店，在1323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南还大都的时候，当日“驻跸南坡”，结果被权臣杀死，是为“南坡之变”。
南坡之变与元英宗像
第十一站的兴和路，地处草原，元武宗在1307年的时候于此建立行宫，次年又升为中都，不过中都仅仅存在四年就因为元武宗的病逝而罢建。
第十二站的野狐岭，是农耕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岭上有战国赵、秦、汉、北魏、北齐、明等六朝的长城，1211年，成吉思汗十万大军在此几乎全歼金军精锐，决定了蒙金交战双方政权的命运。
元代在各地驿站上，设置有专门负责驿站差役的人口，称之为“站户”。
元代签发站户是有一定标准的，主要是财产标准，这样能尽量保证站户可以维系驿站的日常周转。
在两都交通线上的站户，接近有一万多户，各站的站户数量也不一样，如独石口这种大站有一千三百多户，宣平这样的小站只有两三百户。
除了设置站户以维系日常运营外，元朝还在这些驿路沿线安置军队。
居庸关设有隆镇卫亲军，野狐岭附近有西域卫亲军，东路有左、右阿速卫和贵赤卫，上都附近有虎贲卫和钦察卫。
东路，又称“御史按行”，这条路，是从今天的东直门附近出发，顺着京密路，第一站是顺义，然后过密云，出古北口，在滦平县北逆着滦河而行，最终到达上都。
元朝通过这种候鸟式的两都巡幸制度来增强其对草原与中原的管理，并希望借此保持蒙古士卒的习性，以及笼络漠南的宗王贵族。
不过这一制度并不能保证元朝的长治久安。
因两京巡幸而造成的铺张浪费，以及源源不断的往上都及漠南输送财富，出现了“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畸形现象，最终揭竿而起的红巾军喊着这句口号，在1358年年底攻入上都焚毁殆尽，元帝“自此不复北巡”，两都制也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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