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站小编给大家准备了：明朝灭亡和崇祯真的关系不大?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顺利攻入北京城，崇祯帝无奈之下，只能走上山头，自缢前在自己衣襟上愤然写下一句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崇祯帝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中兴之主，只不过文武百官皆是亡国之臣，最后才导致明朝才走向灭亡的。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造成明朝灭亡的确不全是崇祯帝的责任，但是崇祯帝在里面要负主要责任。
在末代皇帝中，崇祯帝的权力远大于前辈汉献帝和后辈光绪帝，后两者连最基本的生命保障都没有，而崇祯帝诛杀权臣魏忠贤和边帅袁崇焕就是一道诏令的功夫。
崇祯帝虽然节俭勤政，但是他不辨忠奸，屡驱直臣，滥杀将帅，而重用奸佞之臣，导致朝堂和社会走向混乱。
要实现中兴之治，必须起用大批忠于国家，忠于百姓，忠于社稷的能臣良将。
但崇祯帝却缺乏识人之明，只凭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出所谓的人才，那还能选出真正的人才吗?
时人笔记记载崇祯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刻薄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
由于崇祯帝自己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急功近利，他要求臣文武百官完全听从自己安排，听不得任何逆耳的言论。
史书记载崇祯帝“一言相合，则双方促膝而谈;一言不合，则坠入深渊;所以周围的侍从臣僚，只有唯唯、否否两种声音，就如同如鹦鹉学舌，只会随声附合君王...那些言语率直的大臣，虽然切中时弊，但是惹得君王不高兴，大部分都是摧折贬官，无法立足于朝堂” 。
比如著名学者刘宗周在天启年间因为抨击大宦官魏忠贤和天启帝亦母亦妃的客氏而惨遭削籍，崇祯初年因为其刚正不阿的气节被重新起用，担任顺天府尹。他一到北京就任职了，因为自己刚正不阿的性格，一来就上疏严厉批评崇祯帝“求治之心，操之太急。功利之心太重，容易导致壅蔽”。
魏忠贤被诛杀后，全面清查阉党，很多大臣都受到牵连，刘宗周又批评崇祯帝：“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
因而“忤帝意”，只能被迫以旧疾复发而辞官。
崇祯八年，吏部推举刘宗周等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入阁，他推辞不就，第二年正月，他再一次批评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使得文武百官畏罪掩过饰非，不肯尽心尽力尽职，这才导致“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这下崇祯帝非常不高兴，改命其 为工部左侍郎。
过了一个月，他再一次上疏批评崇祯帝，说崇祯帝连二帝三王治天下的道理没有学透，很多治国方针都不得要领。
这下崇祯帝怒了，前前后后四次勒令内阁阁臣拟严旨进行惩处。
阁臣每次呈上拟旨，崇祯帝都要反复阅读刘宗周的奏疏几遍。后来总算怒气消了，仍然降旨诘问刘宗周，“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 ，骂刘宗周为了自己的“清直”之名，不当指责朝廷和自己。
但是刘宗周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会因为皇帝恼怒而放弃进谏。
当年十月，刘宗周再一次上疏批评崇祯帝的弊政，这次还连带批评只会当应声虫的首辅温体仁。
崇祯帝大怒，加上温体仁诋毁刘宗周，因为刘宗周德行不缺，威望太高，总算保住一条性命，最后被革职为民。
由于求治太急，猜忌多疑，崇祯帝还专横霸道地贬斥、逼降甚至屠戮一批屡立战功的功臣良将。
比如诛杀袁崇焕;比如逼迫孙传庭、卢象升开战，最后战死;比如逼迫洪承畴开战，最后逼降，投靠后金国。
早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唐开远就批评崇祯帝因为各种小事而褫夺戍配不少文武百官，很多甚至下狱拷打，“几乎刑乱国用重典矣。”
事实也是如此，据统计，崇祯帝在位仅仅十七年，总共诛杀“总督七人” ，“巡抚十有一人(河南巡抚李仙风被逮自缢，尚不计在内)”。就连“国之支柱”的内阁辅臣也有两人被诛杀，这是极其罕见的。
这还只是诛杀，罢黜的更是数不胜数。
由于不断地罢黜和诛杀，文武官员的更替十分频繁，比如蓟镇总督仅仅半年就更换了5人 。
整个崇祯朝，更换兵部尚书14人，更换刑部尚书17人 ;内阁辅臣在十七年间前前后后多达50余人，其中充当首辅的大学生即达10余人。
这种作法，使得朝堂永远处于动荡之中。
不仅使朝廷失去许多能干的能臣干将，也使在职的官员胆战心惊，畏缩不前，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办事效率极其低下。
对于符合自己胃口的那些深受信任的官员，崇祯帝则百般呵护，即使对方犯了重罪都只是轻罚。
崇祯九年秋，清军再次绕道内蒙突入长城，侵扰内地和京畿之地，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为督师御敌，然而清军锐不可当，绝望之下张凤翼畏罪日服大黄药而死。
崇祯帝“顾廷臣无可任用者”，起用在家守丧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三月到达京城，“帝与语，大信爱之”。加上杨嗣昌风格是“锐意振刷， 帝益以为能”。
崇祯帝每次召见，都同他深谈到深夜， 凡杨嗣昌的奏请无不应许。
杨嗣昌于是提出征剿农民起义军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方针，并推举熊文灿具体负责执行这个战略计划，并建议加派征收，增加围剿的军队。
崇祯帝一一照准。
为此，杨嗣昌立下军令状，以崇祯十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剿灭之期”。
到了崇祯十一年三月，因未能及时完 成“剿灭”的承诺，他上疏引罪。
崇祯帝不许，“命察行间功罪”，杨嗣昌于是借机把延期的过错推诿给洪承畴、曹变蛟、朱大典、左光先、祖大弼、史可法等将领，来为自己开脱罪名。
六月，崇祯帝改任命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依然掌管兵权。
当年九月，清军先后攻陷七十余座城，再度进攻到京城周围，崇祯帝没有惩罚掌管兵权的杨嗣昌，反而治文武大臣失责之罪，从巡抚、总兵官到州县官共计36人，同日被斩。
一时舆论大哗。
崇祯帝碍于民意，也只是令杨嗣昌落职冠带视事，不久后居然叙功恢复官职。
崇祯十四年三月，农民起义军横扫河南山西地区，福王、襄王相继被诛杀，杨嗣昌自知犯了大错，畏罪自杀。
结果许多文武大臣上疏弹劾杨嗣昌，请求追究其失地罪责。
结果崇祯帝训斥：“杨嗣昌系朕特简， 用兵不效，朕自裁鉴，况尚有才可取。”
不仅没有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而赠追封其为太子太保。
一些臣子摸透了崇祯帝的性格，便千方百计讨其欢心，博取高官厚禄。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就是摸透崇祯帝性格的大臣中的一员。
崇祯元年，锦州守军因为军饷长期被克扣而哗变，督师袁崇焕上奏朝廷发放军饷。
崇祯帝急忙召集内阁阁臣开会讨论，大臣们请求打开內帑发放军饷，崇祯帝嗜财如命，舍不得从皇家内库中掏钱出来，为此，还猜忌有边将故意煽动士兵们哗变，以此要挟朝廷。
周延儒摸透崇祯帝心思，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
认为军饷虽然不得不发，但是各地会引起讨要军饷的连锁反应，这种风气坚决不能有，必须压下去。
崇祯帝深表赞同，连忙降旨指责众大臣。
事后，他又对崇祯帝说“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搆煽以胁崇焕耶?”
这句话正和崇祯帝的心意，崇祯帝“由此属意延儒”，周延儒为此一路高升，最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内阁首辅。
除此之外还有温体仁、钱谦益等等。
崇祯帝这种滥杀大臣，只凭借自己喜好来选拔官员的做法加剧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一付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