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跟大家分享一下唐宋八大家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被誉为“唐宋八大家”。
虽然说在当时是以散文水平作为衡量标准，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文学、思想、政治、改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
并且我们发现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都出现在北宋，更惊人的是这六位都生活在同一时期。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苏洵都曾经在宋仁宗时期就同朝为官。
是宋仁宗个人有问题，还是说那个时代有问题?怎么会如此巧合呢?
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 三朝可以说是名人辈出的时代，除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八大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像范仲淹、晏殊、柳永、秦观、黄庭坚这样的大文学家和大词人。 出现了像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家。 像张载和周敦颐这样的大思想家，以及像沈括、钱乙、王唯一这样的科学家和医学家。
真的是开了光了，不知该说是这些名人有福， 还是该感叹这三位皇帝有福了。
我们看到的是那一时代的繁荣，但是却没有看到繁荣背后的景象。
物质足够充裕
我们说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高水平的文化繁荣肯定是以足够的物质基础做支撑的。
联想一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人们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又有谁会有闲情逸致去写诗作赋呢?
而宋朝，尤其北宋，恰恰是一个经济水准很高的时代，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了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城的繁华景象。
宝马雕车香漫路，酒楼茶馆林立，金翠满街，管弦乐曲遍布烟花巷陌，四海八荒的奇珍异宝都能在集市上买得到，吃得到。
当人们物质水平达到了，才会去追求精神生活的丰腴。
市井文化盛行
在宋朝以前，商人必须在固定商业区做生意，而且商人的户籍叫市籍，是被人看不起的，而在北宋，市籍被取消，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被移到了城门，于是整座城市都变成了商业区，所有城内居民都在理论上成为了“市民”。所以城市变得空前繁荣。
当时勾栏瓦舍等娱乐场所的兴起，使得北宋的市井文化非常盛行，诗人词人的诗作和词作成为流传于勾栏瓦舍酒楼茶馆的歌词，成为市井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载体。 而且文人们也不觉得给歌女填词有失身份，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连做到宰相的晏殊都是写歌词的。
所以说是大环境影响了这一群人。
文人地位崇高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作词人连工作都找不到，饭都吃不饱，还会有人去做吗?有，但是少之又少，那可能就是真爱了吧!
北宋是有名的重文轻武， 北宋对待文人的礼遇程度给了文人极大的自信和使命感。北宋祖制不杀文官，因此北宋的谏官和宰相们都是非常敢说话的，中书门下可以驳回皇帝的诏书，大臣面圣时甚至经常对皇帝拉拉扯扯。
而文人几乎都能谋的上个一官半职，这一时期的八大家另外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等都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大臣。
士人阶层风气清正
总的来说，在徽宗时代以前，北宋士人阶层的风气还是比较清正客观的，公是公，私是私，绝对是分开而论。
这也给了文人活路。 即便在范仲淹之后，因为政见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派别，但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文化的多元化，理论的多元化。
对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和反对新法的司马光，虽然二人在朝堂上面争得你死我活，但是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非但没有对他落井下石，还要求朝廷对其厚葬。
《王安石赠太傅》节选(北宋)苏轼：
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而且，那时的文人都有提携新人的传统，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等这些大家都有诸多门生。
所以说，一个时代孕育一代人，环境是一个大染缸，我们着身其中，难免会受其影响。 也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人重视文化，创造更多的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氛围和局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