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崇祯真的为杀魏忠贤而后悔了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在这些文章中，对于魏忠贤所谓的“政绩”进行了极为高调的“歌颂”，比如正是魏忠贤废黜农业税、加征矿业税和商业税，从而让当时的国库充盈起来，而也正他在辽东战场上的用人得当、举措得力，才使得明朝稳定了战局，甚至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与此同时，这些文章还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的批判，认为以周延儒、钱谦益为首的迂腐文臣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祸根”所在。
于是乎，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就此被反复提及，除了对魏忠贤进行“赞扬”与“肯定”外，也是要表现出崇祯皇帝对于当年铲除魏忠贤一事的懊恼与悔恨。
那么，历史上，崇祯真的为除掉魏忠贤有过后悔么?而那句所谓的“忠贤不死、大明不灭”真的成立么?这里我就来为大家做一个解读。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这句话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最早出现在明朝末年的小说家冯梦龙所撰写的《燕都日记》之中。其原文是：
“起复内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呜呼!此真谬举矣。”
这里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冯梦龙本就是小说家，《燕都日记》也是一本杜撰的小说，况且当时的冯梦龙在江南地区，并不在北京城中，是根本不可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时候北京城内的真实情况的，所以这句话本身的真实性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并且，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忠贤不死、大明不灭”这句话出自曹化淳之口，那就更加的不可能了。
一方面，曹化淳本人对魏忠贤是恨之入骨，是根本不可能帮魏忠贤说好话的。
《燕都日记》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有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历史上的曹化淳并不是魏忠贤的心腹，恰恰相反的是，他是魏忠贤的“死敌”王安的心腹，并且他对于王安是极为忠心的。
王安与魏忠贤是在“万名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中结下的“梁子”，那个时候的魏忠贤还叫李进忠。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去世了，然而，继承泰昌皇帝皇位的朱由校，也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却为李选侍所控制。作为李选侍的亲信，魏忠贤与李选侍一起极力阻挠杨涟、刘一燝等人迎请天启皇帝“移宫”，最终还是在王安的协助下，朱由校最终被“抢夺”走，并且在这期间王安还与杨涟等人共同喝止了魏忠贤等人的追赶。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忠贤便对王安恨之入骨。
随后，魏忠贤借助结交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获得天启信任并逐渐掌握了朝政，随即也对王安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最终将其迫害致死。而作为王安心腹的曹化淳也在这个时候受到了魏忠贤的排挤和打压，进而被发配到南京戴罪留职。直到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登基后，曹化淳才被调回北京任职，并且还被崇祯安排其对阉党进行清算。
所以，于公于私，曹化淳本人都与魏忠贤积怨已深，对其更是极度愤恨，况且在北京城破之时，曹化淳早已告假回乡多年，本就不在北京城内，所以这句话压根不可能出自曹化淳之口。
另一方面，崇祯要为魏忠贤“收葬骸首”，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明史》中，关于魏忠贤的最终结局有着这样的记载：
“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
所以，这个时候的魏忠贤除了高悬于阜城城门之上已经十七年之久的头颅，尸身早已不知所踪，根本不可能“收葬骸首”。
况且，崇祯皇帝继承皇位的整个过程可谓是极其凶险，最终是在皇嫂张皇后以及英国公张维贤的帮助下才得以成功登基，以至于张皇后在其登基之后还不忘嘱托“勿食宫中之食”，可见魏忠贤有多么的丧心病狂，而这也让崇祯皇帝对于魏忠贤是愈发的痛恨，所以哪怕是后来对待魏忠贤的尸首，也会是如此的决绝。
那么既然是如此，按照崇祯皇帝的性格，也更加不会对于处置魏忠贤有所愧疚与后悔，更加不会、也不可能为其“收葬骸首”。
其实，诸如冯梦龙在《燕都日记》中对于魏忠贤的“洗白”论断，在当时并不少见，归根结底在于这一时期的南明弘光政权，是以马世英、阮大铖为首的“阉党”成员把持朝政，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势和地位，极力为魏忠贤“平反”，大肆对魏忠贤进行歌功颂德，同时也借此极力打击朝堂上的东林党人。
对此，崇祯年间的翰林院检讨而在清朝入关后却又果断投降杨士聪对此给出了一条非常精辟的解释：
“而迎合时局，谬为夸诩。”
由此可见，所谓的“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只是一句或是为了“迎合时局”、或是畏惧于阉党威严而进行的随声附和，其本来的真实性就很值得商榷，如果还要将其作为为魏忠贤进行“平反”的依据，则是更加难以成立。
所谓魏忠贤的“功绩”，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党争。
明朝之所以灭亡，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无法回避，那便是“党争”。
从万历朝时期的“国本之争”开始，明朝的党争便愈演愈烈，除了个别正直的官员外，绝大多数的朝臣已经放弃了最为基本的是非曲直的判断，眼中只有党派的利益与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雍正王朝》中，雍正的一段关于党争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贴切和到位的。
“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置事实大局于不顾。”
有人说魏忠贤废黜农业税、加征矿业税和商业税，是利国利民之举，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一点没有错，魏忠贤等阉党成员的主张的这一举措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要知道，此时东林党人的主张，实际上代表着的是矿业、手工业、工商业等阶层的利益，魏忠贤对其进行打压和剥削，实际上就是在动摇东林党的根基所在，为的还是党争。
况且，在征收矿业税和商业税的过程中，魏忠贤所派去的税监管员，是横征暴敛，肆意盘剥，使得魏忠贤和不少阉党官员通过此赚的盆满钵满，反而弄得是全国各地怨声载道，进一步加剧了百姓对于朝廷的不满。
再来说说辽东战场，这一时期明朝与后金形成长达四年的对峙局面，更多的还是与孙承宗的努力经营以及天启皇帝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再加上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毛文龙等一批辽东将领的英勇作战，最终挽救了“广宁之战”后的辽东战场的危机局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忠贤在这一时期多次想要将孙承宗搞下台，只是天启皇帝的信任与器重才使得魏忠贤没有得逞。而在最后，魏忠贤用尽心计使得孙承宗离开辽东后，其继任者高第直接选择了放弃了关外全部城池和堡垒，如果不是此后的“宁远大捷”，孙承宗等人多年的苦心经营很有可能会毁于一旦。
这样看来，能说是因为魏忠贤在，后金军队才打不进来的么?
再加上魏忠贤对于杨涟、左光斗等一大批真正心怀国家、秉性刚正的官员的折磨与迫害，无疑是对明朝官场的一场灾难，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动荡的政治局面，使得党争仍旧漫无止境的继续了下去，最终一点点的耗尽了大明王朝的元气。
所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无论是从这句话本身的真实性，还是结合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都是无法成立的。而从魏忠贤，也因为其本人的阴狠、残暴、贪婪、奢靡，以及其给当时的众多朝臣和万千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断然无法被从历史的耻辱柱上给“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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