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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在位期间,在文化与外交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来源:曾经史    阅读: 9.42K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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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即明成祖,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在位共二十二年,年号“永乐”。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棣早年封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他在位时,改善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派郑和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缔造永乐盛世。1424年驾崩,庙号太宗(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后明世宗改上庙号为成祖(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为政举措

文化

编修大典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为标榜文治,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除《永乐大典》外,朱棣还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编书活动,命侍臣辑录自古以来的“格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编纂成《文华宝鉴》颁授给皇太子朱高炽。永乐七年(1409年),编成《圣学心法》,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朱棣的治国理念。 [189] 永乐八年(1410年),敕令雕印佛经《永乐北藏》,是现存完整大藏经中最为精美的一部。

朱棣在位期间,在文化与外交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永乐十三年(1415年),理学书籍《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编成。命黄淮、解缙等主持编纂《历代名臣奏议》,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完成,全书350卷,搜罗历代典制沿革、政治得失,此书至今仍是历史工作者的参考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下诏编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原吉、杨荣和金幼孜领其事,以纪天下形势、各地沿革、物产等。永乐十七年(1419年)三月,编成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为善阴骘》。永乐十七年(1419年)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编纂了颁行于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正统道藏》。

尊崇儒家

明成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限制佛家

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崇信道教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成功地登基为帝,他认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于是开始史无前例地大修武当,费时十二年之久,在武当山建成了9宫8观,72岩庙等33处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还修成39座桥梁,12座亭台,形成了明代诗人洪翼圣所说的“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光,林岫回环画境中”的宏伟景象。此外,还铺砌了全山的石道,使整个武当山成为一座真武道场。据说当年武当山最鼎盛时,道士曾达到2万之众。道观殿阁与山色风光浑然一体,使武当山成为一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之中,如此大规模地规划和建造雄伟的建筑群,除武当外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朱棣在位期间,在文化与外交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第2张

外交

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四夷馆下设有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加刺、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 [95] 同时设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

郑和下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详见“郑和下西洋”词条)。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

元首外交

永乐时期,共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访,共有来华使节318次,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永乐年间的海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十月一日,浡泥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准备棺椁、明器,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

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与该国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一起带领超过三百四十人之使团来到中国朝贡,在回国途中,东王病卒于德州,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明成祖赐谥号为“恭定”,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辞归,四月到达福建,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明成祖闻讣后,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赐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继承王位,率众回国。

朱棣在位期间,在文化与外交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第3张

朝鲜

建文四年(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永乐元年(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宣德四年(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

日本

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 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年),明廷六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七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帖木儿帝国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向明朝首贡,明朝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这标志着明、帖朝贡贸易关系正式建立。此后,明、帖朝贡贸易在洪武年间密切发展。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帖木儿势力壮大,野心滋生,遂羁留了明朝派出的傅安使团。从此,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最后发展到兵戎相向的对抗态势。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兵东征,明朝方面也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加强边备力量,导致明、帖关系陷入白炽化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傅安等人的归国以及双边的努力,明、帖朝贡贸易得以恢复,并在永乐年间走向繁荣。

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夺取帝国统治权,以赫拉特为中心,明称为哈烈国,其子兀鲁伯驻于撒马尔罕。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使臣往来频繁,贡赐贸易活跃,彼此的友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永乐五年(1407年)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期间,帖木儿王朝前往明朝的使团共多达次,不断向明朝贡奉马、驼、玉石及狮子等贡品,明朝则则一一予以丰厚的回赐。这一时期,明朝也多次派傅安、陈诚、阿儿忻台、鲁安、郭敬、李贵等使臣访问中亚撒马尔罕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