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菊耦，合肥东乡人(今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人)，李鸿章之女，1888年嫁给清末大臣张佩纶，是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
嫁张佩纶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时任船政大臣的张佩纶在与法国军队的海战中兵败闽江，被遣戍口外，释还后入李鸿章幕，在当时的天津府邸，时光绪十四年的年末。据他的《涧于日记》记载，被遣戍口外的次年，即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三月初九，接到家书，他的妻子边氏夫人(小字粹玉)已于头一天病故。他处境之恶、心境之痛是可以想见的，而李鸿章能在这样的关键处收留他，也是难以想象的。故他在《涧于日记》中，凡提及李鸿章，均称“合肥师”，以地望而加之以“天地君亲师”的“师”，那是最崇仰的尊称了。
至于张佩纶是如何得到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芳心，并获李鸿章及夫人赵氏垂爱……在他本人的《涧于日记》中未见丝毫记载，而“菊耦”的名讳在《涧于日记》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正月初五日。这天，恰是李鸿章66岁生日，为避客“效阮傅茶隐，与赵夫人及余、菊耦清谈”(在旧时代，凡世家名人都不轻易赞扬生日寿诞，称之为“躲生”，可免去送礼宴请等俗套)。李鸿章的生日避客，只和夫人、女儿及张佩纶品茗清谈，《涧于日记》在这之后的十二日略记有“与菊耦略话家事……”二十五日则“与菊耦作贺仪，师(指李鸿章)赏《紫缰诗》”。五月端午节那天记曰“自甲申后，余从未能从容过(端)午节也。午后与菊耦清谈良久……”概言之，几无日不记“菊耦”之名，不胜枚举矣。二人遂结为夫妇。
《越缦堂日记》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张佩纶。张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诗，合肥爱之。张入合肥署用二品顶带，合肥行数万金请于奕譞，谋以道员简放。慈禧恶其闽江之败，未得行……”
婚姻尽管披上了政治的袍子，可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倒是美满笃实。可张佩纶心里明了，一旦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并非增进仕途复起的资本，反而设置了一块巍然的拦路石。他曾告诉时为张之洞幕僚的樊增祥：“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当时樊增祥是代表张之洞与李鸿章攀交情，因为李一向看不起张氏，鄙其为“香涛(张之洞字)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由两广调任两湖，深恐孤立无援，刻意接纳李鸿章，求助于老友张佩纶从中拉拢。所以樊增祥得以过访张佩纶，并记其在李家的景况：“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指张之洞)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住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 )，绝可怜也。”
而时人大多对此并不理解，恶语中伤甚至加以丑化的亦为不少，下面例举了当时人对此事的记载：
一、陈灨一《睇向斋秘录》
张(佩纶)以马尾之败褫职，李合肥雅重其才，延之入幕。有爱女年近不惑，犹闺中待字，因使执贽焉。女公子诗文俱佳，师生时有唱和。一日合肥诣书斋，张对之曰：“女公子不栉进士也。”合肥笑容满面曰：“师誉弟子逾量，吾女曷敢当此。”时张年将花甲，续弦之念甚炽，同时于晦若侍郎，以蹇修自任，致词合肥，合肥欣然诺。张乃剃须纳采，由西席为东床。(见陈灨一：《睇向斋秘录》)
【按：陈氏的晚清民国笔记大多可信，惟此条错谬出奇：一、张佩纶是李家的西席不假，所教授的学生却非李小姐;二、李小姐被谣传为“老姑娘”不假，却非年近不惑;三、那时张佩纶更不是“年将花甲”，算上他尘世一生，也才五十有半。】
二、刘体仁《异辞录》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
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
三、梁鼎芬《苌楚斋续笔》
梁鼎芬有诗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琴瑟和鸣
张佩纶旧藏有定武本《兰亭帖》，且有阮元手书于道光二十四年的题跋;李菊耦“酷嗜《兰亭》”而家藏神龙本《兰亭帖》乃乾隆三十四年进士王秋坪原藏，帖后有翁方纲手书于嘉庆辛酉长文《神龙兰亭考》，如今合二为一，可谓二美具，弥足珍贵。李鸿章特亲笔书“兰骈馆”三字横额“悬之闺中”，这应为张、李缔姻的明证，也是兹后署名张佩纶为自己的日记署名为《兰骈馆日记》的缘故(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是分阶段而各有标名，如“葆石斋日记”“篑斋日记”“出塞日记”等，唯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以后则标之为“兰骈馆日记”，以后再未更改过)。
而且张佩纶此后再提“菊耦”，往往称“内人”或“内子”，如光绪十八年壬辰四月初三日“晴，午后阴，夜听内人弹琴”;十二月十五日“晴，在兰骈馆半日，与内人茗谈遣闷而已”，不赘举。其夫妇闺房琴书之乐，与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相比较，亦不少让。从《兰骈馆日记》中不时记有夫妻间相互唱和“联诗”等即可以坐实。所憾恨者，《日记》中只记事而不具录其诗。晚清民初笔记，尝语及李鸿章幼女李菊耦有《绿窗绣草》，应该是她自录存的诗词原稿，惜未见刊刻传世。《孽海花》小说中借张荫桓之口绍介的《基隆》两首七律，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说这诗竟还是张、李联姻的媒介。
勇立新说
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张李夫妇俩阅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而及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嫁娶说”，也即今天的所谓“婚姻观”吧。胡瑗的观点是“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阅后，菊耦大不以为然，批之曰：
“此矫世之言也，非圣贤之言也。夫其所见似与世之求援系者稍异，然充类尽致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夫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骄而亡。其妇女平日若教以三从四德，何至入门而骄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于姻戚之家斤斤计较其贫富贵贱，所以似高而实陋耳。”
这段话中，只将“三从四德”改为“读书明理”，那么即便放之四海亦称实用。最后，她归总一下，说：“胜之一字，包孕无穷，或其德胜，或其才胜，均可。而娶妇以承宗祧，正宜讲求门第族望，讵可草草!今安定专就势分论之，殆非古人婚嫁之法耳。”
【按，胡瑗，字翼之。以世居安定(今甘肃宁夏一带)，随父任官而生于江苏泰州。他以教书为业，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代理学先声。范仲淹曾力荐，故景祐初，宋仁宗接见于崇政殿。也即是说，他既无官阶级别并亦无职称，乃“白衣对崇政殿”。北宋庆历中振兴太学，朝廷明令以他的教授法为“太学法”。著名的“程朱学派”的程颐对胡瑗礼敬崇仰备至，虽然曾从学于周敦颐，往往称字曰“茂叔”(周字茂叔，号濂溪)，而于胡瑗则非“安定先生”不称也。这即菊耦所说“安定专就势分论”，也仍含敬义。胡瑗逝后，宋神宗尝问“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回答道：“……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指胡瑗)当宝元、明道间(均为宋仁宗时年号)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圣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可比也。”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王安石行“熙宁新政”之际，廷对者不知何人，应为胡瑗弟子无疑。即说明胡瑗逝后，其学术地位无可动摇。唯有这“嫁娶说”遭人诟病，《清波杂志》的著者就在这则笔记的末尾以小字注曰：“见老先生言，安定为此说必有谓，岂其男女婚嫁用此说皆得所归而然欤?”表示了怀疑。清代冯班对此说不以为然，见《钝吟杂录》卷一，不具录。似都没能如菊耦之说取道以正，能尽事理，对于今天时俗的婚姻观念也不能不说是很好的参照。】
讨论历史
据《涧于日记》，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九日，全家促膝品茗闲话，偶及明代永乐朝的旧案。李鸿章认为明成祖朱棣是高丽石贡妃所生，而女儿李菊耦断然判为“高皇后所生”。这颇让张佩纶为难，一边是恩师加岳丈，一边是爱妻。不过他的表态也颇有意思，原书记载道：“余曰：皆有据。”
【按：修于明代天启三年的《南京太常寺志》，有清初朱彝尊的长篇跋文，其中引了明末谈迁的《国榷》及《枣林杂俎》，云孝慈高皇后无子。按《枣林杂俎》义集“彤管”第一则的标目即“孝慈高皇后无子”，文中又明言“石贡妃生成祖文皇帝”云。这应是李鸿章的主要根据。不过，据《太常寺志》，殿中设高皇朱元璋和高皇后的正位，其左边为生子之五妃，右边则仅高丽石贡妃一人。在京郊明十三陵的“长陵”，也即明成祖朱棣的陵墓的陵阙上大书“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明史·成祖纪一》开篇即曰：“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云云。张佩纶的“皆有据”诚所谓持两端，而菊耦之论，则以正式文件为准，大约不差。修《明史》的总裁张廷玉，是清代前期重臣，比朱彝尊年岁要晚三十四年，上面提及的资料文献他不可能没有过目。诚若《涧于日记》所说，“史局初竣，尝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依实录之旧”。像这类问题，史家似没有必要避什么讳的。】
敢于质疑
光绪十七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天朗气清，李鸿章对女儿女婿又有赐赠，是明末渐江和尚的画册，有张芑堂的手书题跋。《涧于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午后，与菊耦展旧藏画卷观之。菊耦以法黄石所画《海市图》及诗雄阔可爱。余则以《桃源》一幅为佳，笑曰：吾实畸人，卿其虎女也。”从鉴赏的视点看，虽然是各有偏好，但我们万勿遗忘“细节”的重要，张佩纶以“虎女”界定之，更显其超卓不凡。
同样是在这天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夫妻俩谈及宋代“烛影斧声”的千古悬案，即宋太祖赵匡胤死后，由其弟赵光义继位，史称宋太宗。是手足情深还是弑兄篡位?要想从传世文献或史籍中找到明确答案实为徒劳，正史之外可资参考的笔记、考证也不在少数，但都无确证。可李菊耦却断言：“太宗直弑耳!”且看她的剖析：
“以《春秋》之法，必书“弑君”明甚。何以言之?《通鉴长编》宋皇后夜召德芳(按，赵德芳为皇子，宋皇后所生)，继恩(宫内大太监)以太祖传位晋王(即赵光义)之意素定，乃径趋开封召晋王。王犹豫不行，继恩促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按，古称皇帝，如《水浒传》就有称“赵官家”的)。据此即见瑕隙。夫太祖果欲立弟，何当时寂无一言?然则帝自遗命立子，而晋王阴结宦官直入，突然夺之孤寡，其后乃以“金匮”之说愚天下耳。宋后之丧不成，德芳、德昭之死，其无兄之迹已不待书而自显，初何烦考《湘山野录》哉!且以湘山之说证之，则是夜帝本无疾，忽焉而崩，尤可疑怪。《谷梁》谓郑伯克段，处心积虑成于杀。太宗本建陈桥之策(按，指公元960年陈桥驿兵变，赵匡胤被拥戴为皇帝建立宋朝)，导兄以不臣，旋即报兄以不弟。盖代周之日，兄已显而己尚微故，如商人之让于惠公。及海内小康，威名已立，则弑其兄杀其子而代之，视齐之武成等耳，亦处心积虑而成乎杀者也。宋臣文字缘饰弥缝，使弑兄之罪不彰，均不足据耳。”
【按：有关这一历史积案，自北宋以后就有不少记载和议论。如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第39则，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第10则，释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第15则，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开宝九年》，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金匮之盟”，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不胜举，故亦不具录，因为总觉诸家笔下把捉不定，难于定谳。再细读李菊耦的这一番话，有若庖丁之解牛，令人豁然而通，恍然而悟，遂使千古之迷障豁然开朗，称其卓识，当不为过誉。张佩纶心悦诚服地称许说：“卿竟如老吏断狱，识力甚辣……”要知道，她当年不过23岁的青春女性。】
手稿被窃
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最末的《兰骈馆日记》截止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即公元1895年。因有人在京弹劾李鸿章“容留罪臣”之罪，李菊耦随夫张佩纶迁出天津府邸往南京安家。她的手稿如《绿窗绣草》等，在从南京往上海的旅途中置于随身小箱笼内遭窃，是偷儿误以为有金饰珍宝，时在辛亥那年。这一情节大约是从郑逸梅老先生的笔记中读到过，无从查对，聊备一说而已。
丈夫张佩纶晚年由于官场失意，常自称“生不如死”，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这种情绪对李菊藕是很有影响的。父亲李鸿章写给女儿李菊藕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其文云：“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但却收效平平，李菊藕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
李菊藕的父亲李鸿章于1901年病逝，李死后一年多，张佩纶也于南京逝世。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李菊藕37岁守寡，心有戚戚，终日致力于闭门教子。“打小就盯着儿子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藕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除了学问，李菊藕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格管教，纨绔子弟在一起，明里暗里比拼鲜衣怒马，然而她教导儿子要庄重朴实、穿着得体，常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老式衣服，满帮绣的花鞋，并没有一丝时尚的行头。
晚年的李菊藕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病逝上海，时年四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