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先生曾回忆，自己的确是从少儿时期、大致是从十来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的，尤其喜欢《社戏》，故事中充满童趣，因而自己特别喜欢。让自己最痛苦的小说莫过于《药》了。他回忆说，叔叔当年在中国东北做些小生意，回日本时就来探望我母亲和我们孩子，在家里做了东北大馒头当晚餐。吃完晚饭，叔叔问起自己最近在读什么书，听说读了鲁迅的《药》，叔叔便恶作剧地说道：你知道什么是馒头吗?今天晚上你吃的就是馒头，就是《药》里那种沾血的馒头。自己一听就吐了起来，拼命地呕吐，心脏感到剧烈绞痛，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那种生理性绞痛，好像自己吃了那血馒头一般。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大江先生还极为清晰地记得这段往事，边说边用双手作出用力拧毛巾的模样，表示心脏的剧烈绞痛。
当然，这并不是少年大江第一次知道鲁迅其名其小说。据大江先生之后回忆，他与鲁迅文学的邂逅是在1944年11月一个特殊的日子。大江先生说，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自己陪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聊天，便听父亲说起中国有个叫鲁迅的大作家非常了不起。自己由此知道，父母曾于整整十年前的1934年经由上海去了北京，住在东安市场附近，小旅店老板娘的丈夫与父亲闲聊时得知眼前这个日本人喜欢阅读鲁迅作品，还曾读过《孔乙己》，便将作品里“‘茴’字的四种写法”教给了父亲。就在这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大江先生听父亲介绍了鲁迅这位“中国大作家”和小说《孔乙己》，父亲还随手用火钩在火盆的余烬上一一写下四个不同的“茴”字。
2009年1月19日，大江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进一步讲述了在鲁迅文学的影响下写出自己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时的情景：
我回到了四国的森林里，把登有这篇小说的报纸拿给母亲看。我相信母亲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的。然而，母亲却是万分失望：“你说要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让你好好读读鲁迅老师《故乡》里的最后那段话，你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了。我隐约觉得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再也不会回到这座森林里来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
就这样，“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大江健三郎这位学生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诚如大江本人于2000年9月29日在北京所言：“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06年9月10日上午，大江先生赴北大附中演讲。路途中，大江先生或是局促不安地不停搓手，或是向左侧身、双手用力紧握车门扶手。我与大江先生交往多年，多见老先生或爽朗、或开心、或沉思、或忧虑、或愤怒等表情，却从不曾目睹先生如此紧张、局促的神态，便在身旁劝慰说：“您今天面对的听众是十三至十九岁的孩子，不必如此紧张。”然而，先生的回答却是这样的：“我在这一生中作过很多场讲演，包括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际所作的讲演，我都没有紧张过。可这次面对中国孩子们所作的讲演，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讲演，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
即将进入会堂前，他又一次停下脚步急迫地对我说道：“许先生，我还是觉得紧张，这种状态是无法面对孩子们发表讲演的，请你与校长先生商量一下，是否可以帮我找一间空闲的房间，让我独自在那房间里待上一会儿，冷静一会儿，我需要整理一下思绪……”康健校长听了我的转述后为难地表示，师生们此刻都在会堂里等待先生讲演，临近的教室和办公室全都锁了起来，只有学生们使用的卫生间没锁门。大江先即刻让我领他去卫生间。虽说空无一人的卫生间里还算清洁，只是那气味确实比较刺鼻，未及我上前劝说，大江先生便示意让我离开，以便让他独自待上一会儿，冷静一会儿……不记得在门外等待了三分钟还是五分钟抑或更长时间，只听见门轴声响，大江先生快步走出门来，精神抖擞地对我说道：“我做好准备了，现在我们进入会场吧!”话音未落，便率先向入口走去，在学生们极为热烈的掌声中大步登上讲台，丝毫不见先前的紧张、局促和不安。在介绍了自己从少儿时期以来学习鲁迅文学的体会之后，老作家直率地告诉学生们：
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
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
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
最后，老作家要求在座的学生们与他共同背诵鲁迅《故乡》最后一段话语以结束这次讲演。于是，上千名中学生们稚嫩嗓音的汉语与老作家苍老语音的日语交汇成一段富有节奏感的巨大声响在会堂里久久回响——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先生，请救救我!”
大江先生2009年1月来华交流访问。1月16日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一接到大江先生，他就急切地表示：由于目前已陷入抑郁乃至悲伤的状态，无法将当前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死》续写下去，想要到北京去找许金龙先生和陈众议先生，找莫言先生和铁凝先生等老朋友们相聚，到北京后还要去鲁迅博物馆汲取力量，这样才能振作起来，继续把《水死》写下去……
当大江先生发现众议和我为这种意外变化而吃惊的表情后，便放慢语速仔细告诉我们，之所以无法继续写作《水死》，是遇到了三个让自己陷入悲伤、自责和抑郁的意外情况。
其一，是市民和平运动组织九条会发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于2008年12月7日去世，大江先生痛失一位可以倾心信赖和倚重的师友。
其二，则是2008年12月底，他的老友小泽征尔为平安夜音乐会指挥完毕后，归途中带着现场刻录的CD到家里来播放给儿子大江光听，希望能够听到光的点评。大江光有先天的智力缺陷，但却有极好的乐感，谁知这次久久不愿说话的光在父母催促之下，竟然说出一句表示“无聊”“无趣”的词语，使小泽先生陷入了苦恼，及至晚些时候大江先生带着光去医院体检，这才得知儿子的一节胸椎骨摔成了三瓣，从而回想起前些日子光曾在院子里不慎摔了一跤。这种骨折相当疼痛，可是儿子是先天智力缺陷，自小就不会说表示疼痛的词语而以表示无聊的词代用之，自己作为父亲却未能及时发现这一切，因而感到非常痛心，更感到强烈自责。
至于第三个意外则比较直接，是因为写作《水死》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文献意外缺失，因而《水死》几乎已经无法再写下去了。在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自己想到了鲁迅，想到要来北京向鲁迅先生寻求力量……
到达北京的翌日凌晨，大江先生很早就睁开了睡眼，站在国际饭店临街的窗前看着楼下的长安街。橙黄色街灯照耀下的长安街空空荡荡，遥远而黑暗的天际却染上些微棕黄，然后便是粉色的红晕，再后来，只见太阳的顶部跃然而出，将天际的棕黄和粉色一概染为红艳艳的深红。怔怔地面对着华北大平原刚刚探出顶部的这轮朝阳，大江先生神思恍惚地突然出声说道：“鲁迅先生，请救救我!”当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及其语义时，大江先生不禁打了个寒噤，浑身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天傍晚，他在对莫言和铁凝这两位老朋友说起此事时表示：“……在眺望太阳这一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祷着：鲁迅先生，请救救我!至于能否得到鲁迅先生的救助，我还不知道。”
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江先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位于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面对鲁迅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老作家不禁泪流满面……其后在孙郁馆长、陈众议所长等人陪同下参观鲁迅先生的书简手稿时，大江先生戴上手套接过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第一份手稿默默地低头观看，但是很快便将手稿仔细放回封套内，不肯接过孙郁馆长递来的第二份手稿，独自默默低垂着脑袋快步走出了手稿库。
当天深夜1点30分，住在大江先生隔壁的我的房门下塞入一封信函，用“北京国际饭店”的信纸拟就的内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要为自己在鲁迅博物馆里显现出的‘怪异’行为而道歉。在观看鲁迅信函之时(虽然得到手套，双手尽管戴上了手套)，我也只是捧着信纸的两侧，并没有触碰其他地方。我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在观看信函时，泪水渗了出来，我担心滴落在为我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纸上，便只看了为我从盒子里取出的那两页，没有再看其他信函。请代我向孙郁先生表示歉意。” 在后来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时，大江先生表示泪水完全模糊了双眼，根本无法看清信纸上的文字，既担心抬头后会被发现流泪而引发大家为其担忧，又担心低头时泪水若滴落在信纸上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继续看下去，自己一定会痛哭流涕，只好狠下心来辜负孙郁先生的美意……
在回饭店的汽车上，大江先生嘶哑着嗓音告诉我：许先生，请你放心，刚才我在鲁迅博物馆里已经对鲁迅先生作了保证，保证自己不再沉沦下去，我要振作起来，把《水死》继续写下去。而且，我也确实从鲁迅先生那里汲取了力量，回国后确实能够把《水死》写下去了。
时隔整整十一个月后的2009年12月17日，长篇小说《水死》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翌年(2010年)2月5日，讲谈社印制同名小说《水死》第三版。该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在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