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伪装者》中，主演明楼不仅是汪伪政府要员、军统特工、还是中共地下党一员，而这个拥有三重身份的特工角色，也成了这部电视剧中最大的亮点。
而明楼的原型人物更是厉害，是一位身负中统、军统、青帮、日伪以及中共中央特科五重身份的多面红色特工，这个男人就是袁殊!
入中央特科
袁殊，出身于湖北蕲春县的一个没落的名门世家，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殊参加了上海市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和罢课大游行。两年后，满怀热情的袁殊投身北伐。然而，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进步青年遭到迫害。至此，袁殊对国民政府失望之极，随即退出国民党，回到上海。之后，袁殊辗转去日本学习新闻学，期间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
1931年，年仅20岁的袁殊回到上海，主持创办了周刊《文艺新闻》，并且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在此期间，袁殊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政策和威逼利诱，率先在《文艺新闻》披露了左联五君子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袁殊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胆量和气魄，引起了潘汉年的注意。
潘汉年欣赏袁殊的机智干练、有胆有识，于是希望吸收袁殊加入“中央特科”，成为一名情报人员。潘汉年也坦承表示，一旦加入特科就要“褪去一切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这意味着，袁殊要停办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文艺新闻》，退居幕后，开始秘密工作。然而，袁殊没有迟疑，他只对潘汉年说了三个字“我明白”。
潘汉年告诉袁殊，以后王子春就是他的单线联系人，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可以请教王子春。随后，潘汉年就向袁殊下达了第一个任务“打入国民党高层，获取情报。”
怎样才能打入国民党高层呢?袁殊想起了自己的表兄贾伯涛。当年正是靠袁殊父亲的推荐，贾伯涛才进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然后进入国民党中并担任要职。
于是袁殊决定利用这层关系联系许久未见的表哥，并请求他代为谋职。在贾伯涛的牵线下，袁殊见到了上海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
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早年从湖北到上海的时候，曾受惠于袁殊的父亲。正是在袁殊父亲的指点下吴醒亚才去广州投奔了陈立夫，从此官运亨通。所以吴醒亚对袁殊的父亲很感激，就这样，袁殊顺利跨进了中统的大门。
但是凭关系光打入中统没用，还得凭实力站稳脚。那么如何才能得到吴醒亚的重用呢?袁殊想到，吴醒亚不是正在搞镇压学生运动和工潮吗?那就写一份关于这个的“工作意见书”交给他。
在这份“工作意见书”中，袁殊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行动方案，但是对仗工整、文采斐然，遣词造句又很合吴醒亚胃口，点此查看精品小说：男人娶了这种生肖老婆，将会一辈子好运连连...这让吴醒亚乐开了花，直接拿着这篇文章向上级汇报邀功。
很快，吴醒亚让袁殊加入了他的秘密情报组织“干社”。为了方便开展涉外工作，他还将袁殊安排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加上袁殊有过留日经历，能说一口流利日语，因此备受重视，常常有机会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这些会议上，袁殊获得了有价值的内幕消息后总会第一时间传回中央特科。
兼职“三重间谍”
1938年4月，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由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称“岩井公馆”。
“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四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四幢楼房内工作，又互相交叉沟通。
这时的袁殊在中统正是风生水，他的身份和才干被岩井公馆的统领人岩井英一看在了眼里。岩井英一做情报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在收集中国情报方面，他相信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在中统风生水起的袁殊身上。
在岩井英一有意识的接近下，袁殊和他慢慢熟识了起来。不久之后，岩井英一就对袁殊提出，要每个月给他200元的“交际费”，而这钱说起来实际上是“交际费”，实际上是日本人跟袁殊“买情报”的钱。
随即，袁殊将这件事情向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联络人做了汇报，由于这可是打入日本特务机关的绝佳机会，中央特科立即表示同意交易。
接着他又象征性地，将此事汇报给了自己在中统的上司吴醒亚，一想到自己能在岩井公馆安插“棋子”，更是乐不可支，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红色特工袁殊，成为在国民党和日本特务机关“兼职”的“三重间谍”。
此后，袁殊不断向中央特科提供国民党和日本方面的情报。而他也有选择性地将一部分日本方面的情报，告诉吴醒亚。由于这些消息来源准确、传递及时，袁殊在中统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一时之间，袁殊成了上海滩的红人，连青帮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加入青帮
1934年5月，一位特殊的朋友给袁殊打来了电话。这个人叫杭石君是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的徒弟。他告诉袁殊，曹老头子要收关门徒弟，要袁殊也过来。电话中说的“曹老头子”，就是在青帮中辈分比黄金荣、杜月笙还要高的“大字辈”长老曹幼珊。
也就是说，能够成为曹幼珊关门徒弟的话，就意味着在青帮中的辈分是与黄金荣他们平起平坐了。到了行拜师礼那天，袁殊和其他新徒弟一样穿着长衫，翻转白袖口，脚踩白底青帮布鞋进了曹幼珊家的香堂。
袁殊拜了曹幼珊为师后，就是和黄金荣、杜月笙平起平坐的通字辈门人了，在青帮的众多门徒面前更是“前人班子”。打这之后，袁殊的身上多了一层帮派的保护色，获取情报就更有利
身份暴露
就在袁殊的工作如鱼得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来，就在不久之前，戴笠的军统湖北站逮捕了一个名叫关兆南的共产党员。面对军统的威逼利诱，关兆南变节叛党，带领军统的人诱捕了交通员陆海防。根据陆海防的口供，军统顺藤摸瓜，很快就抓获了共产国际中国总支部的负责人华尔顿。
但是这个华尔顿在受审的时候始终一言不发，连姓名、年龄、国籍都不回答。军统见他不开口，便打算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可是，忙活了一圈，他们发现，这个外国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或资料。这可是军统局从未遇到过的大怪事!因为“西人”就是“洋人” 的意思，这个外国人，就被军统称为“怪西人”。
于是，军统特务立即
这个让戴笠头疼不已的“怪西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隶属于苏联红军情报部。而袁殊则属于中央特科，身份也是高度保密的，那么，这个奇怪洋人是怎么牵连到袁殊的呢?原来，蹊跷就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上。军统局的特务们通过仔细的查找，在这个笔记本上赫然发现了袁殊的联系方式!
而此时的蔡叔厚已经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去工作，他认为远东情报局需要袁殊这样的人才，于是就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袁殊就这样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而陆海防正是他新的情报组织上线。
但是陆海防已经变节投敌。为求自保，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一概和盘托出。无可奈何之下，袁殊只好承认了自己是在为共产党做事。但是，他仅仅只在交代材料中写了这样两句话：“希望蒋先生正视抗日事实，以民族大义为重。”除此之外，别无他言。
线索在袁殊这里就断了，戴笠只好结案。袁殊被判刑2年半，发往原籍湖北服刑。袁殊的父亲袁晓岚当时在国民党驻上海机关担任要职，得知袁殊被收押的消息之后，袁晓岚不顾重病找到陈立夫求情。碍于陈立夫的面子，戴笠仅仅将袁殊在反省院关了8个月，就让他保释了出狱了。
1935年8月，因“神秘西人案”，袁殊入狱。点此查看精品小说：男人娶了这种生肖老婆，将会一辈子好运连连...八个月后袁殊虽然出狱了，但身边布满了军统的特务，在这种情况下，袁殊决定以留学的名义逃到日本。去了日本后，袁殊进入早稻田大学开始进修历史。然而，本想清清静静读书的他，还是得不到清净。因为，日本的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此时也回国了。他得知袁殊身在日本，便主动将他约了出来。
在岩井眼中，虽然袁殊和“怪西人案”有关，但却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便提出要资助袁殊求学，还给他提供了各种关照。
在这期间，袁殊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记录成册子，还把自己费尽心思搞到手的一本日本军事地图撕成一页一页，夹在旧的书报中。只等着有机会回国后，能交给党组织发挥作用。
被戴笠重新任用
1937年，日本掀起排华高潮，袁殊和大批留日学生要被遣送回国。4月，袁殊搭乘日本客轮“旭光丸”从横滨驶抵上海。回国后第一时间，袁殊就找到在上海领导中共临时工作的中共中央特派员、表示想恢复组织关系。
这个时候，潘汉年已经回到上海出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两人见面后，潘汉年表示以后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就由他亲自担任。恢复了组织关系，袁殊又开始做自己最擅长的新闻工作。
他一方面为郭沫若和夏衍的《救亡日报》工作，一方面以英国人的名义创办了一份《译报》，借此从外国的新闻社获取有价值的消息。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就在这个非常时刻，一个重量级人物突如其来的上门拜访了袁殊。
这个人就是军统特务头子，同时也是袁殊的老冤家——戴笠。戴笠的这次来访前后不超过三分钟，什么细节都没有透露说了一句“明天上午9点，你来找我吧”。
这话虽然简短可袁殊却知道事关重大，他立即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他认为机会非常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同时潘汉年还嘱咐袁殊，要趁机向戴笠提出释放“怪西人”案中的华尔顿。
袁殊接受指示后，第二天如约去见了戴笠。见到袁殊，戴笠直截了当的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回答说：“我靠老婆生活。”
这是袁殊一早想好的，这等于变相向戴笠表示，自己要找份差事。果然，戴笠立即说道：“那你就给我做事，每个月给你三百元够不够?”
袁殊当即应允，并提出释放华尔顿，戴笠丝毫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下来。戴笠还许诺，只要袁殊答应自己两个要求，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只要袁殊答应，戴笠就能让袁殊当上国民党军统的少将。这两个条件对袁殊来说当然不难，如此一来，袁殊打入了军统，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织少将组长。
可是，戴笠早在“怪西人案”中就知道袁殊与共产党有联系，为何还敢找袁殊为自己做事呢?
原来，对于袁殊的真实身份，戴笠并不十分清楚，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袁殊就是共产党的人，所以戴笠觉得袁殊不过是因生活没有着落，靠打探消息为生的情报贩子。所以才敢如此重用他。
由于之前曾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刊杂志，袁殊向戴笠申请经费筹办刊物，以掩护身份方便开展活动，不久，上海滩就出现了《国际编译社》和《杂志》两份刊物。
《杂志》不谈政治，只谈文化，成为当时上海滩许多文人，如张爱玲、周作人等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而《国际编译社》则追求“纯客观”报导，多是对外国新闻进行翻译编辑。经营这两份刊物的出版社社长正是袁殊。
袁殊借助《国际编译社》经常和各国驻沪领事馆接触，日本各大报纸的驻沪记者也常常为刊物供稿。
袁殊将在日方收集到的情报，经过甄选之后传递给军统。袁殊也因此得到戴笠更多的信任，在军统站稳了脚跟。
同时袁殊还把在日方和军统方面的情报也通过潘汉年传给延安。通过这些渠道，袁殊得到的情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准。
炸毁日军军火库
1937年底，中日战局更加紧张。12月中旬，潘汉年撤离到香港，戴笠也准备离开，临行前他向袁殊交待了一个新的任务。
戴笠让袁殊在上海成立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任务就是打击汉奸、袭扰日军后方。
直接参与抗日行动，对袁殊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不过领命之后他却犯了难，因为行动组从事的爆破、暗杀这一套，他从来没有干过。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于是袁殊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叫王亚樵，当时是铁血锄奸团团长，有“暗杀大王”之称。在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名叫王铁民，这个王铁民一直追随王亚樵，参与过多次震惊中外的暗杀活动。通过王铁民，袁殊很快组织起了抗日特别行动小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袁殊决心一定要对日军还以颜色。几经商议，袁殊和王铁民决定炸掉当时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军火仓库。
日本海军军火仓库，当时设在“本田纱厂”的后院。袁殊和王铁民化装成纱厂的职工，偷偷溜进纱厂侦察地形。他们发现，纱厂和军火库之间有一个高高的围墙，墙上还装有电网。
唯一的出入口，有卫兵把守，必须出示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出。用什么方法才能进去呢?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袁殊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与那个伙夫搭讪，一来二去，王铁民与伙夫混熟了。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袁殊决定行动了。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铁民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为了事发后不让这个无辜的伙夫受到牵连，他们还告诉伙夫“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
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本海军仓库给引爆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看到军火库被成功炸毁后，袁殊立即让王铁民将伙夫送回了老家。
这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够查出真相，只好对外宣称：“此次不幸事件，经查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导致。”
远在重庆的戴笠听说这件事后，对袁殊大加奖赏，甚至破格电召袁殊去香港参加军统局的骨干会议。1939年5月，国民党军统局骨干会议在香港召开，袁殊借机在香港见到了潘汉年，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的工作。
锄奸行动
离开香港前，戴笠也单独召见了袁殊，并布置了一个新任务。这个新任务要比炸毁日本海军军火库还要凶险万分!那就是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
李士群，生于1905年，是浙江遂昌人。李士群早年间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院、上海大学学习。
1927年，李士群从上海大学毕业后，曾前往苏联留学。第二年，李士群从东方大学结业回国，并在《蜀闻通讯社》担任记者。期间，李士群利用职位之便，一直从事地下活动。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捕，因受不了严酷拷打叛变，成为国民党情报局一员。李士群被中统释放后，一直为中统收集情报，因地下党员不知道李士群已叛变，而李士群也尽量隐瞒了与他有联系的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一直在南京潜伏，并和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勾结，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6号”，为汪伪政府卖命。在“76号”，李士群残酷的迫害抗日军民，还对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时任军统局长的戴笠，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交待袁殊一定要除掉他!
袁殊接待任务后开始着手策划除掉李士群的行动，这次他决定用对付日军军火库同样的手法——炸毁汪伪76号特工总部。由于袁殊与李士群以前有过交情，他找了个理由特意上门拜访了李士群，在拜访的过程暗暗记下了76号的地形，回家后画出了一张详细的图纸。
这次袁殊打算安排王铁民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好地道，之后埋上烈性炸药，这样只要引爆炸药就能把“76号魔窟”炸个底朝天。然而，就在地道刚挖好，准备埋炸药时，时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却投敌叛变，并且将袁殊的计划和盘托出，李士群当即就带人抓捕了袁殊。
袁殊被带到76号后，汪伪特务丁默邨主张杀掉他，李士群则想留着袁殊以供利用，但是不管李士群对袁殊如何威逼利诱，袁殊都坚决不从。于是李士群只好拿出杀手锏——日本人威胁他。
可袁殊一听李士群说日本人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轻松，甚至主动提出要见一个日本人——岩井英一。
这就把李士群给震住了，他当然知道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特务头子。在摸不清袁殊和岩井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李士群只好按袁殊的要求，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人通知袁殊的妻子马景星送来换洗衣裳。
趁着妻子来送衣服的当口，袁殊暗示她去找潘汉年。得知情况后，潘汉年告诉马景星：打电话要岩井救人。
得知情况后，岩井英一立刻打电话让李士群放人，并且派人直接将袁殊从“76号”接回了自己家。岩井英一为什么要救袁殊呢?
岩井英一统领的“岩井公馆”是当时日本人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刚刚建立的时候，岩井英一急需招揽中国人来充当自己的情报人员，由于袁殊懂日语，在中国还有广泛的人脉，于是，岩井英一就提出由袁殊牵头组织，这样一来，袁殊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日本人的人”。
但是，这样一来袁殊不就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汉奸”了吗?为何中央特科和军统都对此事视而不见呢?
原来早在岩井发出邀请时，袁殊就请示了潘汉年，潘汉年再三权衡后，决定将计就计，让袁殊以“军统”的身份与岩井“合作”，打入敌伪机关获取情报。而戴笠那边刚好也有同样的需求，于是袁殊就这样在中央特科和军统的“默许”下为日本人“办事”。
刚开始岩井英一对袁殊到底还是存有戒心的，因此袁殊外出时总有日本特务跟着。为了安全，袁殊常到福州路“红灯区”去进行工作。岩井英一在得知袁殊“风流”的做派后也终于打消了顾虑。
不带公文包传递情报
自从红色特工袁殊进入了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后，袁殊直接接触到了日方许多机密情报。
为了能不引起怀疑的将情报传出去，袁殊出入从来不带公文包，所有的情报内容和日特人员的姓名，他全凭自己超人的记忆力记在脑中，点此查看精品小说：男人娶了这种生肖老婆，将会一辈子好运连连...等回家后再分别抄送给潘汉年和戴笠。
1939年11月，在上海、东京各大报刊上同时刊登了一篇署名严军光的文章，题目为《兴亚建国论》，文章中大肆宣传“中日亲善”的言论，这个严军光就是袁殊。岩井英一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他委派袁殊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组织，甚至还让袁殊主持岩井公馆的情报工作。
袁殊得到主持岩井公馆的机会后，应潘汉年的要求将他以中间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介绍给了岩井英一，让同为中央特科的潘汉年也成为了岩井公馆的高级顾问。
之后，在袁殊和潘汉年的安排下，除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职务以外，其余岩井公馆的大小职位，都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掌握了。表面上袁殊还在大张旗鼓的为日本人服务，可私下里他却在岩井公馆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常常在深夜将获取的情报发向延安。这些电报为中共中央了解国际战略局势，做出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帮助。
因为表现出色，袁殊等人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由外务省安排到日本访问，在此期间还受到了裕仁天皇的接见嘉奖。但是“兴亚建国运动” 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就认为这个运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最后，岩井同意以袁殊等人加入汪伪政权担任要职为条件，解散“兴亚建国运动”。
就这样，“兴亚建国运动”虽然结束了，但袁殊顺利的加入了汪精卫政府中央委员会任执行委员，还兼任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以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加入汪伪政府出任要职，为袁殊获取情报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驻港英军一万多人在日军的空袭和炮击下，扯起了白旗，香港沦陷。与此同时，袁殊接到情报，汪伪政府的几个主要人物已经飞往香港，诱骗拉拢那些滞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南京与汪伪政权合作。
潘汉年也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急电，要求他紧急转移滞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袁殊和潘汉年一合计，以想调回在香港的同事来增加上海的力量为由，找到了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当然不疑有他，立刻开出了大量的通行证，袁殊和潘汉年就用这些通行证，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南京中央伪政府垮台。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国民党官员开始争抢敌产发“胜利财”。
袁殊赶紧和翁从六等人一起把岩井公馆所属10多个单位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集中起来，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察，全部交给地下党。又把岩井公馆的一栋房屋，以及所属印刷厂的厂房、机器和器材，全都交给了《新华日报》使用。
处理好这些事情，袁殊立即根据组织指示秘密撤离到解放区。此后袁殊改名曾达斋，由中共 “特工之王”李克农领导继续为党和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袁殊一生虽然没有提枪上马，血战沙场，可十几年来，每天都生活在刀光剑影之中。身份变换，世异时移，袁殊却在乱世中坚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将一腔热血一片丹心毫无保留的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