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高适 〔唐代〕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
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天长沧州路，日暮邯郸郭，
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
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皇情念淳古，时俗何浮薄。
理道资任贤，安人在求瘼。故交负灵奇，逸气抱謇谔，
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才望忽先鸣，风期无宿诺。
飘摇劳州县，迢递限言谑。东驰眇贝丘，西顾弥虢略。
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讬。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
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鹤!
译文
自从离开京城长安，我的心就忧郁寂寞。
十年间困守章句，可万事空自寥落。
北行登上了蓟门，见到那茫茫的沙漠。
倚着剑面对着战争风尘，令人慨然怀想汉代名将卫与霍。
我拂衣离开燕赵，赶着马可怅然不乐。
大白天走在沧洲路上，傍晚时赶到邯郸城郭。
酒店里有时留下踪影，渔潭边常常栖身落脚。
一个人赶路备尝艰险，看尽了世上的善恶。
拯救穷民是我的夙愿，哪怕会杀身鼎镬。
皇帝的心愿在保存古风淳朴，时下的习尚却又何等轻浮浇薄。
治国之道要靠任用贤才，安定民心必须关心民瘼。
二位老友都堪称奇才，超逸不凡又直言不阿。
身怀经世济民的谋略，写下了继承建安风骨的诗作。
才华声望早已著称，风节信谊一贯重言诺。
可你们各自操劳于州县，相隔千里阻隔了谈笑戏谑。
我向东神驰远望那贝丘，向西回顾尽头是虢略。
淇水空自流过，浮云也不能寄信请托。
我的才略倘能被赏识任用，登天之路就不会茫无着落。
不然再买下几亩山田，亲自挖井耕作。
姑且自比那鹪鹩，哪能有志于鸿鹄。
鉴赏
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登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创作背景
这是高适早年的一篇重要作品，约作于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春由蓟北南返宋中途中的淇水之滨。时年诗人三十五岁。诗中借与薛据和郭微的酬唱之机，叙述和披露了自己大半生的坎坷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