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雍正以后，首席军机大臣已成为清廷百官之领袖。末代王朝的最后一位首席军机乃庆亲王奕劻。
有清一代，由亲贵来做行政首脑有一个演变过程。清制，亲王皇子是不允许干预政事的，这当然是为了便于皇帝一人独裁。等到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逼走热河病逝，慈禧之子同治皇帝于孩提登基，客观情势亟需一位负有重望的亲王佐理，于是廷议推举咸丰皇帝之异母弟、较有贤名的恭亲王奕忻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及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初这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孰料居然成为定例，直至清廷覆亡之前夕，亲贵执政才算告别历史舞台。与奕忻相比，奕劻平庸得多了，尤为人诟病的是他还有“好货”的毛病。慈禧相中他，实因为便于操控。但慈禧大概没想到，这不同样有利于心怀叵测者的引诱吗?“心怀叵测者”就是在地方官员中班次居首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斯时的袁世凯未必就有夺人之国的雄心，但其渴望攫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却是一定的。而他要达到这一目的，势必倾心结纳奕劻。一代枭雄袁世凯，处理人际关系的手腕极高，他拉拢奕劻，堪称“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不惜财力自不消说的，就连奕劻之子，时任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他也要尽力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便有了轰动清末官场的一起性贿赂大案。
东北危机催生出的腐败机遇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了争夺权益，中国的两大强邻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大打出手，是谓“日俄战争”。直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的全权代表外相小村寿太郎和俄国全权代表首相维特始于美国议和。
战场上，日胜俄败，但双方均已无力再战，故俄虽战败，气势犹盛，俄国沙皇且于谈判前放出豪言曰:“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双方订立和约，俄国所让予日本者，原本就系从中国劫夺而来，自然无法填日本之欲壑，但日本也无可奈何。刘体智《异辞录》云:“日俄战后，和约于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是俄使微德(现多译为“维特”)之强项，殊非吾国可比。微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德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微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刘氏所记当得之于传闻，但以和约内容参证，并非无根之论。
日本对俄国办法不多，但对中国就迥然不同了。不满于日俄和约之所得的日本，转而向中国勒索，遂派小村寿太郎为特使，会同驻华公使向清廷交涉，强迫订立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日本势力全面进入东北。而俄国人呢，虽经战败，可并未完全退出东北，其力尚足与日本角逐。在相互的利益争斗中，日俄两国尽管对立，却又有一个共同的掠夺对象，即中国，在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他们的目标又高度一致。清末的东三省就是在这两大强邻的夹击中，日益显得风雨飘摇……
在列强掀起的掠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中，东北的危机还有其特殊性。因为满人向来视东三省为“龙兴之地”，尽管地大人稀，却始终禁止汉人移居东北。在治理架构上也与关内不同，二百余年都实行军府旧制，在盛京(今沈阳)、吉林、黑龙江三地分设“将军”管领，没有民政长官。这样一种僵硬的制度自然无法应付外患日深的危局。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因盛京将军赵尔巽之请，于九月二十日派遣载振和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在日俄两国的窥伺下，载振和徐世昌还只能以查办事件为名，对自己的国土进行实地勘察，寻求对付强邻的策略。两月之后，载振和徐世昌回京上了几道奏折，疾呼东北非根本改革，不足救亡图存，其中描述他们在东北之窘境曰:“臣等此次由新民东至奉天，北抵黑龙江，皆不得不仰息日、俄之汽车，明明我之境内，而俯仰周旋，如适异国，犹且不得不含耻茹痛，强作感谢之词。彼有骄容，我多愧色，则直可谓国体全失矣。”“明明我之境内，而俯仰周旋，如适异国”，此言不可谓不沉痛。
载振、徐世昌所陈的应对方略，“大要不外两言:曰充实民力;曰抵制外力而已。充实内力之策不一端，而徙民实边为其要义;抵制外力之策亦不一端，筹划交通为其命脉。”而首当其冲，两位大臣认为，改革东三省官制为前提，他们建议东三省设总督一名，奉天(沈阳原有奉天府)、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名，清廷即准其奏。在东三省改革官制，增设总督和巡抚，本是为了应对东北危机，但既然多出了官位，也就大有利益可沾，腐败之新机遇在这个时候猝然而临了。
言官一折惊天下
安插总督、巡抚这样封疆大吏的位置，自然会涉及不同派系的权力消长。
经过袁世凯的折冲樽俎，入民国一度位居总统的徐世昌被委为总督。徐过去做过袁的幕僚，被公认为袁系人物，但到底点过翰林，在此之前也有做部级高官的阅历，反对袁世凯的人恨恨不平却抓不到把柄。偏偏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人选让担心袁世凯权力扩张太速的人找到了突破口。
出任黑龙江巡抚的是段芝贵。此人非科举正途出身，不过以父亲和袁世凯系旧交这层关系，得以在袁手下当差，因逢迎有术，遂被袁加以青眼，一跳几级，不几年俨然已为封疆大吏，让人侧目。一个叫赵启霖的御史很快上了一道弹劾的折子。其中激烈的语句，如指责段芝贵“人本猥贱”，“无功可纪、无才可录”，专事逢迎权贵，“可谓无廉耻”，说奕劻父子位高权重，“惟知广受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更为轰动的，是奏章中披露，奕劻父子之所以对段芝贵情有独钟，实因为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购买官妓杨翠喜，献之载振”。赵启霖在奏章中声称，段芝贵对载振实施性贿赂一事，已经是“路人所知”。
原来，前一段时间载振因事过天津，这是直隶总督的地盘，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巴结的机会，竭力讨其欢心，手下红人段芝贵则负责接待工作。一天，袁世凯邀载振在衙门中观戏，出演的当红歌妓杨翠喜一挑帘出场，载振即惊为天人，赞不绝口。“就怕长官没嗜好”，段芝贵看在眼里，心中暗喜，知道自己升官的机缘来了，用巨资为杨翠喜脱籍，送到载振府上。此行中载振与袁世凯会商东三省督抚人选，袁即以自己夹袋中的人物列一名单，交载振转呈奕劻。载振得美人，段芝贵得高官，而袁世凯的私人势力由此更进一步，可谓三全其美，不料美梦被赵启霖惊醒。
赵启霖的奏折直接针对首席军机父子，按其爵位，一个是亲王一个是贝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从高到低的四个等级的爵位)，而且用语完全不留情面，尤为不堪的是还牵涉权色交易，堪称一折惊天下!赵启霖的奏折一出赢得满堂喝彩，清议几乎都站在他的一边。这不仅缘于东三省改革官制这一场利益分配明显偏向了早为人所不满的袁世凯，还因为庆亲王父子名誉本来不佳，朝中一直涌动着推倒他们的暗流。
首席军机和他的“庆记公司”
庆亲王奕劻，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和硕庆亲王永麟之孙，在宗室中支派较疏，因此直至光绪二十年，才得以晋封为亲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奕劻入值军机处，至此掌握晚清政柄近三十载。“庸碌而又好货”，这是清人笔记中对他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当时即有“庆记公司”之诨号。
慈禧太后宠信的岑春煊向来瞧不起奕劻，屡于入对时面劾奕劻“贪庸”。其自著的《乐斋漫笔》记录了主臣二人一段让人绝倒的对话:慈禧云:“汝说奕劻贪，有何凭证?”岑对曰:“纳贿之事，惟恐不密，一予一受，岂肯以凭据示人?”……太后言:“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岑云:“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慈禧一次欲调停岑春煊与奕劻之关系，因问其到京后曾谒庆王否?岑对曰“未尝”。慈禧说:“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岑曰:“彼处例索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岑春煊过于直白的话让慈禧备感尴尬，只得乱以他语而罢。
去庆王府拜见，都得向门丁奉上“门包”，人言籍籍之下，奕劻也挺不住了，亲自写了一个帖子，严禁收门包云云。但实际又如何呢?据《凌宵一士随笔》所记:某官员外往为江西提学使，去王府两次拜谒均未能见到庆王，以为可能碰巧赶上其无暇，第三次再往，王府的守门人乃向他暗示需要送门包。这位官员指壁间所粘贴曰:“王爷既有谕，吾何敢送门包?”门丁笑眯眯地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大人您这个钱，可是不能省。”
如果说以上记载都是传言，未足尽信，那么《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所记就是铁证如山了。施肇基入民国后是有名的外交家，于清末初入外务部任职，曾赴庆王府表示感谢，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次拜见，“余得(外务部)右丞时，初次见庆王，送贽敬二千两，门包双份，各十六两，一给男仆，一给女仆。此在当日，已为极薄之礼仪。此份贽金，余本不愿送。唐少老(即时为外务部左侍郎、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告余，庆王开支甚大，老境艰难，内廷对之诸多需索，难以应付，余之送礼，在得缺之后，非同贿赂，且为数甚少，当时丞参上行走且有送至一万两者。余乃勉强为之。‘贽敬'系以红包先置于袖内，在临行辞出之前，取出放于桌上，曰:‘为王爷备赏。'王爷则曰‘千万不可'。然后辞出。”唐绍仪宽解施肇基，得缺之后再送礼，不算贿赂云云，当然无法自圆其说，但他的一番话也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奕劻收红包的价码:得到部级衙门左丞、右丞、参议等缺，可能需要白银一万两;二是奕劻其实也并非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连他自己也经常要被内廷的大太监们勒索。以唐绍仪外务部左侍郎的身份，此时也算部级官员，谈论奕劻收受贿赂恬然不以为怪，可见这于当日真不过是小菜一碟。
巧妙的“弥缝”，含糊的“查办”
赵启霖奏上，朝野震动，清廷乃命两名大臣赴天津彻查。好个袁世凯，来了个釜底抽薪之计，即让天津巨绅王锡瑛将杨翠喜领去，声称是他买下的使女，花费不过三千五百元，并非外间所传多至万金。待到查案的人到了，这边已经布置妥帖，人证物证俱在，加之两位大臣本来也不敢深究，最后以“查无实据”结案，赵启霖则因所谓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而被革职，但不久也开复了原官。
虽然结案，舆论并未偃旗息鼓。另一御史江春霖上疏，指出供词之“六可疑”:
一、“买献歌妓之说，起于天津报纸，而王锡瑛则天津富绅，杨翠喜又天津名妓，若果二月初即买为使女，报馆近在咫尺，历时既久，见闻必确，何至误登?”即指最先披露丑闻的是天津报纸，如果杨翠喜在此之前已被王锡瑛买为使女，这两位在天津均为名人，报馆怎会完全不知而致误登新闻?
二、“使女者婢之别名，天津买婢，身价数十金，至百金而止，无更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买一婢，是比常价增二三十倍矣。王锡瑛即挥金如土，愚不至此。”即指王锡瑛买一使女花费三千五百元，已大大超过常理。
三、“翠喜色艺倾动一时，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第一者，无过是矣。老大嫁作商妇，尚诉穷愁，岂有年少红颜，甘充使女?”以杨翠喜的色艺和知名度，她岂会甘心给人做一使唤丫头?这也是很有力的质疑。
四、“王锡瑛称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不言歌妓，而翠喜则称先在天仙茶园唱戏，经过付人梁二与身父母说允，又不言养于李氏。供词互异，捏饰显然。”这是指出王、杨两人面对查办大臣的询问，供词尚有不尽一致之处。
五、“既为歌妓，脂粉不去手，罗绮不去身，其不能胜操作也明甚。谓在家内服役，不知所役何事?”此处不仅揭出供词的漏洞，而且显有指责查办大臣未能尽职的用意:原为名歌妓的杨翠喜现称给人做使女，其在杨家究竟从事何种事务，为什么全不追问呢?
六、“坐中有妓，心中无妓，古今惟程颢一人，下此虽十年浮海之胡铨，不免动情于黎倩矣。而曰买为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这是从人的正常欲望的角度分析，指出即使是南宋以气节著称的名臣胡铨，尚会为一个名叫黎倩的女子而动心，现在王锡瑛居然将杨翠喜充为使女，超出人情。
最后，江春霖的结论是，“臣以情理断之，出名顶领之说，即使子虚，买妓为妾之事，更无疑义，伏查《大清律例·户例》内载，‘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等语。……”江春霖认为，突然冒出一个王锡瑛，实为受人指使“出名顶领”，退一步论，即使王锡瑛并非冒领，他买下杨翠喜也绝不是供作使唤丫头，而是“买妓为妾”，而按照清律，官吏娶乐人为妻妾也是要受到惩处的。因为王锡瑛不仅系巨商，还是兵部候补郎中，属于“亦官亦商”，他自在这一法律条文的约束范围之内。揣测江春霖之意，应该是借助法律的威慑作用，逼迫王锡瑛不要替人出头，以免遭受无妄之灾，可惜，清末官吏纳妓早成风气，例禁虽严不过都是具文而已，王锡瑛和幕后指使者当然不会中这个小小的圈套了。江春霖的“六可疑”大多能够打中痛处，然而最后也并无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