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词，在中日关系史上风波不少。
事实上，“支那”原本是佛教对东土的称谓，近代日本借用后，才开始有了侮辱中华的含义。而就过程而言，最开始也没有那么政治化。
在辛亥年前，中国人对日本使用“支那”一词并无意见。如1884年，晚清地理学家姚文栋亦在其发表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使用过“支那”一词。
庚子年前后，在大量中国学子赴日本留学的热潮中，很多人就大大方方地借用了“支那”一词。
如梁启超办《时务报》时就用过一个笔名叫“支那少年”，后来还用此笔名出版了一本《支那四千年开化史》。
康有为流亡各国后，其女儿康同璧万里探父，后作诗记述自己的行程：“若论女子西行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同一时期，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以“支那”一词来自称中国。写给日本人的文书中，孙中山也曾29次提到这个词。
清末十年，“支那”一词更是在新派的年轻知识分子尤其留日学生中广为使用。
如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5年，宋教仁、黄兴等人在日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
就连一向鄙视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其在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据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的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1907年度中国毕业生题名录中，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18人。
由此可见，国号称谓的混乱与“支那”一词的泛滥，在清末已经十分严重。
对此，士人中间也有过较大争议，如孙宝瑄竟认为不该用“中国”一词而改用“支那”一词，黄遵宪则在《日本国志》中提出使用“华夏”来称中国。
戊戌年时，湖南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士人即反对使用新名词，尤其反感“支那”一词。如叶德辉即讽刺梁启超等人曰：
“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
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
1901年后，梁启超也在国名问题有所反思。是年9月，其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其中提出使用“中国”的国名：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犹之不可也。
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应指出的是，当时日本的正式公文仍称中国为“清国”、“大清国”，民间所称“支那”，但尚无明显的歧视与恶意。
此时的侮辱事件，多由国人脑后的长辫引起，即所谓“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清国奴”之类。
类似事件，甚至导致首批13名官费留学生中有4人愤而回国。
从这个角度而言，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似乎集中在辫子上，而非“支那”二字上。
直到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随着国内反对日本的情绪不断升温，“支那”一词开始为国人所反感。
与此同时，部分日本人更是有意借“支那”一词侮辱国人，这才导致“支那”一词迅速变臭，最终成为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