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口兵变发生于1964年1月21日，在台湾新竹县湖口乡装甲兵湖口基地的一次未遂政变。兵变的发生让蒋介石对主导装甲部队的蒋纬国有着御下无方之怨言，蒋纬国在此事件后持续卡在中将阶14年，直到蒋中正过世后才晋升上将。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对装甲兵很看重。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机动性强。尤其是在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的台湾岛，坦克在一个昼夜就能实现来回横扫。 从1946年开始，蒋纬国就历任国民党装甲兵部队处长、战车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司令。
从1946年开始，蒋纬国就历任国民党装甲兵部队处长、战车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司令。
在装甲兵内部，全部的人事关系、军官入职和晋升都由蒋纬国一个人说了算。1950年为了安定装甲兵部队官兵的生活，蒋纬国甚至在台北专门设立了一所学校来收容装甲兵子弟，以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蒋纬国还亲自担任了这所学校的董事长。蒋纬国对装甲兵的“说一不二”。
1960年后，台湾岛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闻就不绝于耳。国民党高层，更是每天都在蒋介石身边陈述蒋纬国和装甲兵的利害关系。正所谓三人成虎，蒋介石一看社会上的传言甚嚣尘上，而周围的部属们又是如此人心惶惶。于是为了稳定人心，老蒋也不得不做出了“舍次子保长子”的举措。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纬国被蒋介石调离了装甲兵部队，调往了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担任院长一职。就这样，蒋纬国离开了台湾的军权核心。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在新竹湖口装甲兵基地大集合场，召集装甲主力部队第一师的所有队职干部训话，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类似“清君侧”的政见演说，要部队往台北市区进发，跟他扫清蒋介石“身边的坏人”，以“保护蒋总统”。
赵志华演说的重点有三：
一、国际局势日益对台湾不利，法、日均争着讨好中共，台湾有陷于孤立之可能，“政府”官员没有能力处理外交问题，有的甚至还发表“两个中国”论调，不想“反攻大陆”，如此将把“国家”带入危险境地，必须大力加以整顿。
二、若干高级将领缺乏斗志，生活腐化，不关心部队生活，周至柔(当时“总统府”参谋长)家里养的一条狼狗，每月花费比一个连的伙食费还多。
三、装甲部队乃“国军”精锐，负有保国卫民之责，“国家”局势既已至此，理应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奋斗。
赵志华演说完毕，当场询问部队：“谁敢跟我一起去?”台下无人应答。
赵志华随即掏出手枪，先是高高举起，然后放置于演讲台桌上，再询问一次：“谁敢跟我一起去?”这一次，台下终于有了反应，可赵志华倒霉的时刻也随之到来。 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队列高喊:“副司令说得对，我跟您一起去!”随后，一位叫张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讲台，伪善地表示愿意追随副司令。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赵志华靠近。赵志华见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心里一阵高兴。他连连表扬这两个人，同时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忠”。可就在这时，张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赵志华，同时高声叫喊:“抓起来!抓起来!”又有一些人从队伍中冲了出来，协助张民善等人把赵志华制服了。从赵志华开始演讲到被制服，大约经过了1个小时。赵志华被抓后，在场的官兵在师长徐美雄的指挥下，开回各营区。
从政治角度看，“湖口兵变”实不够称之为“变”，当然更谈不上“政变”，由于是现职高级军官鼓动部队制造事端，它只能称之为一场军事“哗变”，实质上也仅是“哗”而未“变”，事件很快被摆平，主谋者赵志华迅速被缴械，并未酿成更大的事故。
事后，赵志华立即被移送军法审判，按照“陆海空军”刑法之“叛乱罪”嫌起诉，本应判处死刑，但后来经“国防部”考量赵之犯罪动机，认为其并非出自预谋，乃起于一时之激愤，以至有违犯军法之举，叛乱之意图尚不十分明显，最后判决为无期徒刑。其他涉案的二三十名中、下阶层军官，分别处以五年至一年之有期徒刑，情节轻微者，则予以记过、调职等。
在这次流产的兵变事件中，除了主谋者外，受波及最严重的，应属蒋纬国。有关蒋纬国与“湖口兵变”的关系，30年来众说纷纭，大部分都认为蒋以司令之地位，有纵容部属之嫌，认为他中将干了将近20年才升上将，是受到本案之牵连。
蒋纬国曾经是赵志华的长官，也担任过装甲兵司令，但“湖口兵变”发生时，他已调任“陆军参大”校长。因此，该案与蒋纬国并无直接关系。蒋纬国之受牵连，主要是当时的装甲部队干部皆为蒋所提拔，等于是蒋的子弟兵，当然他有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