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19日 (庚子年四月廿一)列强要求带兵入京保护使馆
在116年前的今天，1900年5月19日 (农历四月廿一)，列强要求带兵入京保护使馆。
5月19日，法国大主教樊国梁致函毕盛，因义和团在京师及直隶发展迅猛，请派法国武装人员驻北堂，“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
26日，各国驻京使团召开会议，讨论了樊国梁信件及中国政治局势，决定照会清朝政府，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运动。21日，外交使团首席公使、西班牙驻华公使葛络干向总署提交照会：“我荣幸地将各国驻北京使节昨日通过的决议原文通知殿下和阁下。‘外交团根据已经颁布的镇压义和拳的上谕，提出如下要求：一、凡参与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印刷或散发威胁外国人之揭帖者，均予逮捕，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字或场所的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三、凡负有责任采取镇压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惩罚。四、凡企图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外交团还要我通知殿下和阁下，他们等待对此要求尽快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
设在使馆的法国兵营
28日，各国驻华公使再次集会，决定调卫队保护各国使馆。葛络干照会总署，要求清廷为调兵进京“提供运输便利”。
29日，总署答复各国公使照会，拒绝外国军队前来北京。裕禄命令“不准美兵舰所派进京保护使馆之水兵，由铁路火车上装载进京”。当天，英、法、俄、美公使往总署交涉，声称：“鉴于严重局势和中国军队的不可靠，各国使节为保护在北京的欧洲人的生命，必须立即调来卫队。如果他们给予便利，卫队的人数将是很少的，但若拒绝给予便利，则人数必定增加。在后面的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府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同时，各国公使分别电令集中于大沽口外各国舰队派兵入京。中午12时，日军20名自塘沽乘火车赴津;下午5时，美军120名自大沽乘船赴津，作入京准备。法驻津总领事杜士兰面告裕禄：“各国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自为保护起见。”“兵今日均已到津，无论总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
31日，清廷在无奈之下，同意各国派兵入京护馆，但要求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总署致电裕禄云：“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
当晚7时，英、俄、日、法、美、意等国军队共356人，自津抵京。据裕禄向总署电报说：“计英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美国兵官七员、兵五十六名，意国兵官三员、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员、兵二十四名，法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俄国兵官四员、兵七十一名，共计各国兵官二十二员、兵三百三十四名，均随带枪械。”
1921年5月19日 (辛酉年四月十二)中国北方发生饥荒一万多儿童饿死
在95年前的今天，1921年5月19日 (农历四月十二)，中国北方发生饥荒，一万多儿童饿死。
农民的孩子饿死路旁
据《申报》5月19日报道说，今年春天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唐山、内任等五县饥荒尤为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曝尸荒野。田内禾苗枯死，不见绿色。村镇人烟稀落，房屋颓败，一片凋敝景色。逃荒者四处奔走，无力维持最低限度之温饱，老弱病残者和儿童生计更无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中旬为止，儿童死于饥饿者已达12377人。被贩卖者达5057人。人价低廉，每一儿童最少只一元钱，最高价也不过50元而已。
1938年5月19日 (戊寅年四月二十)徐州会战失利
在78年前的今天，1938年5月19日 (农历四月二十)，徐州会战失利。
进入徐州的日军举行入城式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抗日战场的基本形势。上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华北与华中兵力共30万人夹击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了防止日军长驱直入武汉，遂决定在徐州进行抵抗，先后增调部队20余万人，连同原有部队共约60万人，全部投入作战第一线，分兵把守在西起微山湖，经峄县、兰陵、向城，东至郯城一线，长达300余里。由于兵力分散，会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
5月初，日军南北两路从徐州两翼插入迂回，切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使中国军队立即陷入极端混乱之中，几十万大军迅速崩溃，在徐州以北，日军第十四师团从濮城南渡黄河，攻陷菏泽、郓城，5月中进入兰封东侧，切断陇海路;在徐州南，日军第一0一师团从苏北东台出发，沿运河北进，于5月初攻占阜宁，策应北线之敌南下：日军第六师团进入合肥附近，牵制中国守军力量;日军主力第三、第九、第十三师团在装甲部队和空军配合下，沿津浦路西侧北犯，至5月18日先后陷宿县、萧县，并有一部进至陇海路黄口车站。至此，日军形成对徐州的四面合围之势，中国守军被迫步步退缩。
为防止被日军歼灭，5月15日，第五战区主力奉命向西南方向突围，撤退到皖西和豫南地区，只留少数部队利用苏北、鲁西各城寨与日军周旋，以延缓其向陇海铁路的进攻。19日，徐州失陷。
1938年5月19日 (戊寅年四月二十)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国土
在78年前的今天，1938年5月19日 (农历四月二十)，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国土。
徐焕生领队驾机远征日本归来
5月19日，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生、第八大队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各驾飞机一架，自宁波夜飞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传单。此为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他国飞机袭扰。
22日，周恩来、王明、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对凯旋归来的中国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
1962年5月19日 (壬寅年四月十六)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去世
在54年前的今天，1962年5月19日 (农历四月十六)，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去世。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1889年12月29日(距今127年)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1953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中华民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国和台湾，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