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回想起来，这简直就像是某种错觉——一场九十三年的梦想，演变成了由美国军舰引发和终结的噩梦。1853年，一支四艘军舰组成的不起眼的美国舰队（其中两艘是蒸汽动力的“黑船”）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实行开放；1945年，一支庞大的、耀武扬威的美式“无敌舰队”再次来临，迫使日本关起大门。
当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抵达之时，日本不过是一个资源较为贫瘠的小国。二百年间，日本与外国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封建幕府将军所禁止。尽管在漫长的闭关锁国期间，日本经济在商业化方面已经很是发达，但是日本并未发生工业化革命，在科学领域也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纵使欧美人发现这些岛民既具异国风情又聪明能干，然而没有谁会像拿破仑评价日本的邻邦中国那样评价它，前者因为广袤的疆土、众多的人口和数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被誉为一头“沉睡的雄狮”。
1868年，持不向政见的武士们驱逐了幕府将军，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而此前天皇一直是个高高在上、缺乏实权的角色。事实证明，他们新的民族国家进步很快，不仅学习现代和平时期的统治艺术，而且学习现代的战争技术，尤其善于领悟在一个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生存法则。正如18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词：“国家之间有法则，这是真的，但当时机来临，请记住，弱肉强食。”当世界的大部分区域处于西方列强支配之下的时候，日本起而效仿西方诸国，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895年，日本帝国的陆海军迫使中国俯首称臣。日本在亚洲大陆取得的这一决定性胜利，使中国背负了沉重的赔款负担，也加剧了从这头“睡狮”身上割取外国租借地的狂潮。这就是西方人士津津乐道的“瓜分中国”。
战争为日本帝国带来了第一块殖民地——中国台湾岛。十年后，在一系列代价高昂的陆地战和一次大获全胜的海上战役之后，日本对沙皇俄国的胜利，则为它带来了国际公认的在满洲的合法地位，并铺平了获取朝鲜作为第二块殖民地的道路。为筹措对朝战争的经费，日本在纽约和伦敦的贷款大增，而西方列强也对朝鲜爱国志士的呼吁装聋作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同盟国的敌对方，侵夺了德国的在华利益，并成为凡尔赛和约的五大战胜国之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胜利者们聚集一堂以惩办德国并重整世界秩序。当时任何其他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国家，都难以想象能有资格忝列这种世界强国间的游戏，并在如此高端的层次上产生影响；诚然，也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和平安定局面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毕竟在当时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结束所有的战争而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世界陷入经济萧条和动荡的恐慌中时，日本的领导者以越来越狂热的对亚洲市场和资源的支配欲望，回应并加剧了这种混乱无序。“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像一摊血迹一样蔓延开来（在日制地图上，日本帝国的版图总是以红色标示）：1931年接管满洲，1937年全面发动对华战争，1941年，作为控制亚洲南部与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一部分，袭击了珍珠港。到1942年春天，日本帝国已处于版图扩张的巅峰时期，像一个巨人凌驾于亚洲之上，一足植于中部太平洋，一足深入中国腹地，野心勃勃地向北一直染指到阿留申群岛，向南则直取东南亚的那些西方殖民飞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大致环抱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英国殖民领地缅甸、马来亚和香港，以及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甚至号称要进一步将印度、澳大利亚，甚至夏威夷纳入囊中。欢呼天皇“圣战”光荣和他忠诚的陆海军勇士天下无敌的万岁声，在日本本土及海外的无数地方响彻云霄, 诗人、僧侣和宣传家们都齐声颂扬“大和民族”的优秀与王道的神圣天命。
然而，“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一种狂想，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头半年的幸福幻觉不过是南柯一梦，很快就被自己“胜利的弊病”抵消殆尽。他们已经失去节制，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生命力和资源，并从此陷入与美国的长期战争之中。同时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战争说辞的奴隶，为所谓“圣战”疲于奔命，盲目信奉“要死于蒙受耻辱之前”，“战死者的血债需血来偿还”，“以天皇为核心的国体神圣不可侵犯”，“马上就会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扭转局势，击败‘中国强盗’并且阻止‘鬼畜美英’”等等。直到日本的失败命运已经昭然若揭，它的领袖人物还在尽全力说服天皇，坚持不考虑投绛。他们已经冥顽不化，只能跌跌撞撞地一意孤行。
美国人以他们向来忽略历史不易解释的复杂之处的有趣习惯，对诸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全球经济的破坏等统统视而不见，声称是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了一个鲜血浸透的怪物。从战争起初几个月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到太平洋战争末期的马尼拉大屠杀，日本帝国的陆海军士兵们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残忍与贪婪的斑斑劣迹。事实证明，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自我毁灭：日本兵死于绝望的自杀式冲锋，饿死在战场上，为不当俘虏而杀死受伤的士兵，并在塞班岛、冲绳等地残杀自己的平民同胞。他们无望地看着燃烧弹烧毁他们的城市，却一直在听任他们的领袖喋喋不休地瞎扯什么“一亿玉碎”的要性。“大东亚共荣圈”最显而易见的遗迹，只有死亡和毁灭。在中国一地，死者大约有1500万。而日本也损失了近300万人口，并失去了他们的整个日本帝国。
在这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日本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隔离状态。
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是自愿地，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是孤独的——像佩里进入之前的时代那样，而是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而且，时隔不久就显现出，美国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始于珍珠港袭击，终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日本签订投降条约，日本和同盟国的这场战争持续三年零八个月；而对战败国日本的占领，则开始于1945年8月，结束于1952年4月，共计六年零八个月，时间几乎是战争时期的两倍。在被占领的年代，日本没有国家主权，也就没有什么外交关系。几乎直到占领期结束，日本人不被允许出国旅行；未经占领者许可，进行任何主要的政治、行政或经济上的决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对美国政体的公开批评都是不容许的，纵然最终持不同政见者的声因已经难以压制。
起初，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的是一整套彻底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构想，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的显著表现——既自以为是，又异想天开。后来，当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又完全逆转过来，与日本社会中的守旧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之成为从属的冷战伙伴。
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史无前例的，而战后任何其他的经验也无法真正与之相比。德国，日本从前的轴心国伙伴，在被占时期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国对日本进行单边控制那样高度集中的关注。而且德国逃脱了东京投降后的当权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那救世主式的高涨的热情。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战败的德国，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异国情调，那完全是一种对异教徒的降伏。毫无疑问，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是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东方”社会。对日本的占领，是殖民主义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义务”之最后的履行。
许多美国人，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做好了将面对狂热的天皇崇拜者所带来的不快的心理准备。但当第一批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登陆之时，欢呼的日本妇女向他们热情召唤，而男人们鞠躬如也地殷勤询问征服者的需求。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被优雅的礼仪和娱乐所包围，也被礼貌的举止所诱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他们自身所察觉的程度。尤其是他们所遇到的日本民众，厌倦战争，蔑视曾给自身带来灾难的军国主义分子，同时几乎被这片被毁的土地上的现实困境所压垮。事实证明，最重要的是，战败者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