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和许多太平洋国家而言，“8·15”意味着解放和重生。68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终于在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前面停了下来，亚太地区一场持久的灾难宣告结束。然而除了歌颂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这个日子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时刻：一个落后的农业岛国为何能在短短半个世纪里称霸东亚？这和它的经济战略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8·15”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日本经济的崛起之路。
拒绝外资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为维护自身发展主动权，无论在意识还是方法上，也给世人留下了经典范例。1853年，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江户湾停泊时，在幕府统治闭关锁国数百年的这个岛国，一下子如遭雷击，从上到下不知如何应对。史称“黑船来袭”的这次外部冲击，使沉睡中的日本人猛醒过来，于是便有1868年的“明治维新”。
与同期的俄罗斯大举引进外来资本不同，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身力量，是在外国投资极少的情况下完成的。1892年，赫伯特·斯宾塞给他的朋友、当时日本驻美国公使金子坚太郎提出忠告：“日本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避免与美国人和欧洲人亲近……不应让其他种族的人获得更多的特权。很明显，你正在建议，通过修改与欧洲各国和美国订立的条约，让整个帝国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开放。我感到遗撼，这是一种致命的政策。如果你希望知道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就研究一下印度的历史吧。”日本后来还是没有选择与西方“亲近”，最终结果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颇有远见地阻止外国资本在日本投资，已在日本开业的外资企业则由政府买回，其中就包括高岛煤矿(英国和荷兰的资本)、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和英、法两国的邮政机构。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已基本不见外国资本的踪影。
日本对外资的讳莫如深可谓一以贯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着手重建时，面对巨大的经济困难，日本国内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围绕国外投资和19世纪60年代后期围绕投资自由化，发生了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坚持对外资说“不”。吉田茂首相的顾问、“御三家”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则广巳，就力主日本最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复苏，大量外资的主导地位和过度外资化会导致本国丧失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在他看来，外资不是一个如何积累资本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主权和劳动者权益的政治问题。他说：“没有经济独立，日本就不会有政治和外交独立。在我们考虑日本人民的幸福与和平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作出独立判断的基础。”
战后日本的政府官员、商界领袖、知识分子和评论家普遍相信，维持最低限度的外资是保护民族利益的正确策略。1949年道奇计划实施、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一步被纳入国际体系后，日本被迫对外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不少日本人认为这是第二次“黑船”来袭，但最终日本还是化解了困局，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得当，一贯坚持战略产业先行，使日本在对外开放后有经济竞争力，同时，更加致力于在政府引导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条技术立国的路线，一时走得颇是艰难，但长远效果却好处多多。二是战后日本在解散财阀体制后，又形成了独特的关联公司结构，这使外资很难吞并和控制日本企业。
自我积累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要有资本的，不愿意利用外资，那么，资本从哪里来呢？日本走的是一条对本民族进行的内向型积累的路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提取农业剩余。在改进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大了农业税负的收取力度，1871年至1875年间，土地税占日本政府全部税收的85%至93.2%，而且在1896年以前一直不少于50%。为“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日本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当时农民收入急剧下降，1883年至1890年间，大约有36.8万农民由于无力缴纳税金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在政府的支持下，“明治维新”后相当长时间内，日本工人都处在工作时间长、而酬劳很低的状况，这也为工业积累创造了条件。
在筹划工业发展时，日本直接瞄准国际前沿，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变现、马上赚钱，而是能不能在技术和产品上与西方“文明”国家并驾齐驱，在外来压力面前保家卫国。具体来说主要是两点：
一是日本所不惜血本重点发展的，是工业体系里最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硬”的部分，也即所谓战略产业。“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在维新运动开展后，日本马上急切地直奔当时最能代表工业水平的钢铁和造船业，在买进外国舰艇的同时，设立官营造船所，今天日本的大型造船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而来。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官营造船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为推动造船业发展，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扶持，1896年制定了造船奖励法，1899年修订航海奖励法，这些措施使日本造船业的技术水准快速提高。1907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造的客轮天洋丸和地洋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1911年，日本关税自主权恢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
自己造船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明显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反市场行为。1897到1913年，川崎造船所总利润821万日元，如果扣除政府奖励金251万日元，利润不到600万日元；如果只计算民用船舶，利润257万日元，但扣除政府奖励金208万日元后，就剩下不到40万日元了，基本没有赢利，造船还不如买船。
在致力于自己造船的同时，日本还采用类似于美国的措施，鼓励用日本的船舶搞海洋航运。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1875年，明治政府免费或低价为国内航运公司提供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又以行政手段，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1899年修订航海奖励法，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减半。这些办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讲效益的，但它成功培养起了日本独立的造船和航运能力。
二是走技术技能蓄积，而非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路子。一般来说，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有两种路子，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即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后，人力、土地、资源等成本上升，会压迫产业升级。但这种类型的发展，从以往情况看，很难逸出组装的范畴，通过此路径迈进为先进国家的，还没有出现。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先从来料加工做起，逐渐向高端技术和产业挺进。这两条路子，开始时都需要从海外引入技术和装备，但不同的是，前者始终无法摆脱外部技术和装备的依赖，而后者倒可通过消化吸收，逐步过渡到立足于自身技术和装备迈向更高程度工业化。日本走的是后一条路子，不断提升国民素质，不断推进知识技术积累，先行发展战略产业。
1868年“明治维新”刚刚展开之际，日本还是一个与中国满清一般无异的落后国家，后经励精图志艰苦奋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工业化上已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阵列。二战以日本战败而结束，在新的国际体系及“非战条款”等的制约下，日本不能再把主要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发展与战争能力相关的工业技术，转而走向另一个战场——经济战场。为推动战后重建和参与国际竞争，日本再次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选择技术立国路线，直接瞄准产业前沿展开角逐。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围绕是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曾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主张按照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轻纺工业，另一派认为必须把重工业，特别是汽车等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学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力产业。日本通产省于1952年确定了后一种方案，1960年的池田勇人内阁所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也是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当时日本在经济技术上明显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技术和资金都十分不足，日本产品在国际上享有质量低劣的恶名，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还依赖进口，“技术立国”的路线实施后，较长时间都面临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承受了相当大的国内国际压力。日本没有动摇既定的战略安排，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了质量和品质的代名词。
两个原则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开国”和日本于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整一百年时间。一个世纪的历程里，日本在经济产业结构和指导思想上有不少变化，如1930年前自由放任主义曾煊赫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一段时间奉行管制经济，上世纪50年代转向推动出口，1960年步入高增长和自由化，然而，在扶持国家发展的体制和理论上，基本原则却长期保持了高度稳定，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又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不同的表现罢了。
有两个基本原则最能体现国家发展的日本特性。一个是，以战略的眼光看待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要满足国家战略需要，这种经济战略观主张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干预、主张优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主张生产优先于消费、主张形成独立自主的生产能力。在非常时期，这有利于经济发展服从于战争需要；在战后重建时期，这有利于组织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无论二战之前还是之后，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都以重化工业为主，在战前是集中于武器的生产、保障了日本的战争能力，在战后是集中于民用商品的生产、支撑了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是，强调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为此致力于建立内生的创新研发体系，不断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并为防止过度竞争，通过组织卡特尔、统制会，或者通过政府规制与非市场治理结构相结合，扶持起大企业形成“寡占竞争”。
在这两个基本原则指导下，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状态，与现今流行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南辕北辙，日本的企业管理活动是反利润原则的，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股东利益居首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日本资本主义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以企业内工会为标志的日本式管理，来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日本力推的竞争优势，也与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不上调。如果说现代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话，那么，从很多方面看，日本都是一个不讲“市场”的国家。
很长时间内，左右日本经济产业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们，也都并非亚当·斯密、马歇尔的信徒，有泽广巳、都留重人、中山伊知郎、下村治等人，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或者信奉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理论，或者信奉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苏联的工业化、罗斯福的新政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等不同国家在面临危机时的选择，都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