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姿态是自发的，因而也是真诚的。1955年9月14日，康拉德·阿登纳在科隆-波恩机场刚宣布最后近万名德国战俘和被扣留的平民将从苏联回国，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老妇就走向这位联邦德国总理，握住他的手并跪倒在地。
已经79岁的阿登纳将她扶起。老妇吻了阿登纳的手。总理对她耳语了几句，这名妇女转身离去并消失在人群中。这是一位绝望的母亲在表示感谢。她希望自己失踪的儿子现在能回家。
国事访问
没有其他影像如这段仅持续了短短数秒的场景给阿登纳的形象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它被摄影机和几名在场的摄影记者记录下来。人们甚至可以说：慈祥的建国总理的神话始于当天。
但最后一批战俘及被扣留平民的问题起初本不是那次国事访问的焦点。1955年6月7日，国事访问的邀请出乎预料地抵达波恩。以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为核心的苏共新一届领导人在给联邦德国的外交照会中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并泛泛地提及可以就“解决涉及整个德国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
此举非同寻常。人们通常采取相反的顺序为建交铺路：首先基于互信奠定基础，然后互派大使，最后举行国事访问来庆祝两国建交。苏联不合常规的做法让波恩的许多观察家猜测起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真实意图。
他们可能想通过邀请来离间年轻的联邦德国和西方伙伴。二战四大战胜国定于1955年7月中旬在日内瓦举行1945年波茨坦会议后的首次会面。苏共领导人或许乐见阿登纳（受德国统一问题有望取得进展的诱惑）在峰会前去莫斯科一趟。这或许尤其会大幅动摇美国对联邦德国政府的信任。
阿登纳在如何应对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形下，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对他而言非常不合时宜。民调显示，82%的西德人认为总理应接受邀请；只有3%的西德人认为应该拒绝。但与此同时，21%的西德人认为莫斯科只想在华盛顿和波恩之间挑拨离间；认为邀请表明苏联怀有真诚意愿的西德人只稍多一点，为23%。
无论如何，这位总理在1955年6月30日的答复中有所保留。他只是发出信号，表明联邦德国原则上愿意举行会谈，但未就是否愿意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表态。但两天前，一个特别班子已经着手从技术上准备这次访问。
剧场握手
当阿登纳最终于1955年9月8日开始访问时，事实表明，此行关乎政治较量，而非外交谈判。总理在那期间确定了两个目标：“若在德国重新统一和返还战俘及被掠平民问题上无法取得进展，则不考虑全面建立外交关系。”
但其实人们事先就清楚，苏联不会作出可能拖累其卫星国民主德国的妥协。尽管赫鲁晓夫在向阿登纳发出邀请后才告知东柏林行政长官瓦尔特·乌布利希，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必担心其执政地位。
于是，阿登纳对莫斯科足足5天的访问最后只关乎达成交易：以建交换取苏联释放战俘和被扣留的平民。尽管如此，谈判还是非常激烈。阿登纳展现出了鲜为人知的好酒量——只不过要靠一勺勺吞食橄榄油或整磅黄油来解酒。
1955年9月12日，阿登纳和布尔加宁在莫斯科大剧院的贵宾包厢内摆出了关键但刻意的姿态：两人在观众注视下握手。此前，舞台上扮演相互仇视的蒙太古伯爵和凯普莱特伯爵的演员正好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普罗科菲耶夫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的芭蕾舞剧中，两位伯爵在自己的孩子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坟前握手言和。
战俘获释
双方由此谈妥了交易：被苏联关押的9626名有名可查的德国人将获准返回德国。作为回报，联邦德国会与莫斯科建交。
这近万人中的大多数确实是在1949年和1950年后就应获释的战俘或被掠走的平民。但其中也有近千人是完全被合法拘禁的，因为他们的确犯了战争罪。
其中一些人，比如曾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施虐的两名党卫军看守威廉·舒伯特和古斯塔夫·佐尔格，后来被追究刑责：1959年波恩的一家法院在经过45天的庭审后以谋杀多人为由判处两人终身监禁。但应为集中营内人体实验负责的党卫军医生恩斯特·京特·申克则免于再次受审。
但这最后一批从苏联归国的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被无辜关押了很多年。当他们在1955年和1956年乘坐一列列火车抵达弗里德兰临时收容所时，民众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万人回归”对于许多其他家庭来说也意味着希望的终结，他们失踪的亲人没能回来。康拉德·阿登纳对此也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