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周明(1886—1957年)，日本山形县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学习吠陀文学和古印度哲学。1913年夏，读亨利·卡登斯爵士的著作《New India or Indian in transition》,放弃了“完全宇宙泛生主义”,转而支持大亚细亚主义。1918年加入满铁，曾为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调查科长，后为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1918年10月，建“老壮会”。1919年8月，建“犹存社”。同年去上海访问北一辉，带回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刚》初稿。1923年3月,与北一辉意见不合，解散犹存社，1924年成立行地社。1925年著《特许殖民会社制度研究》，获法学博士。此论文获吉野作造赞扬。1929年，东亚经济调查局从满铁分离，任理事长。此间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军人接触频繁。1932年组“神武会”，为会长，倡导“国家改造论”，鼓吹侵略思想。1932年6月因5·15事件连坐，判刑9年。1937年假释。1939年东亚经济调查局重新成为满铁的一个机关，大川被任命为最高顾问，同时为政法大学大陆部部长。1941年出版《美英东亚侵略史》。1945年10月被定为A级战犯被捕，入巢鸭拘置所。1946年5月被审判时精神病发作，入松泽病院。1948年12月免诉释放，归神奈川自宅。入院中译成《古兰经》。 1著有《日本文明史》(1921年)、《复兴亚细亚诸问题》(1922年 )、《日本精神研究》(1924年)、《亚细亚建设者》(1940年)、《安乐之门》(1951年)等。
学养根柢与“亚洲精神”
大川周明的学养根柢是汉学，尤其是宋代理学。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经世思想结合起来，决定了大川以后的学术志向。他在为自著《日本精神研究》所写的序文中说：儒教可为信仰根柢，儒教“天”的观念，含蕴强烈的宗教意识，其与佛教一起，融化于日本的精神。“武士之魂，千锤百炼而成的士道”与儒教、佛教浑然为一，形成日本人的“实践规范”。
大川周明主张亚洲应该有宗教。他在《东洋的道与南洲翁遗训》中说：“日本人具有回归自然的精神，关于这一点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中没有‘宗教’这个词语”，即使印度与中国的词汇中也同样没有这个词汇，“无适当的词汇可以对应。”他为此而感到遗憾。
他试图分析日本语汇无“宗教”一词的原因。他说：人对天的关系为宗教，对人的关系为道德，与志同道合者的关系为政治，“人的实践生活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个方面。在西欧，这三个方面乃是次第的分化，各成自己的领域，各有自己的发展而有自己的规模，而东洋未见这样的分化。”东亚将“人生一体把握。包容三体，而求精神生活全体的规模。”他主张将中国“道”的精神发挥起来，认真研究“道”所包含的意义。“道”乃合天、地、人三者总体之理，亦谓人与天地正确对应的总原则。中国儒教阐明道德的宗旨，其为一个教系，将宗教、道德、政治尽然包含其中。“儒教至少不是西欧概念中的宗教，也不是伦理学与政治学。儒教不是它们中的一个，而是它们的总和。”
竹内好在《大川周明的亚细亚研究》一文中认为，就政治哲学而言，大川周明精神深处所埋，乃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这个“主义”给予大川周明以“精神的启示”。大川周明著有《复兴亚细亚的诸问题》(1922年)，此文总论为《革命欧罗巴与复兴亚细亚》。竹内好编辑的《亚细亚主义》一书收载此文。大川在文章説：“亚细亚民族首先必为者乃获得自由，而获自由，须实现坚固一致的统一。”
大川周明认为：大凡支配世界人心的所有伟大的世界宗教，皆起源于亚细亚。亚细亚人无论体现于历史的优秀特质，无论对于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方方面面，其世界地位一概高过欧罗巴人。仅此三百年的近世，欧罗巴凭其暂时的优胜，自负矜持，而将亚细亚人陷入自弃卑屈之中。
亚洲本具有以“精神自由”为特征的贵重文化价值。亚洲近代以来无奈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原因在于文化的“健忘”与精神的“怠惰”。亚洲由是而无序、衰败与堕落。他“激励”日本奋起发挥“先进国”的楷模作用，以使亚洲道德重光、精神复兴。
亚细亚原本的精神是“内在”化的，缺乏“向外”与“社会化”的特征。大川希望亚洲人努力实现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将亚细亚本有的“向内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向外扩大，而形成组织化的有形力量。他强调，欧洲的精神正在衰落，“组织起来”的亚细亚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使命。
冈仓天心、北一辉给予的影响
大川周明在《日本文明史》的序文中说，给自己思想以重大影响的有两人，一个是冈仓天心，一个是北一辉。与北一辉不同的是他没有对中国革命投以关心。竹内好说：这是大川思想的弱点。 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关系密切，一生中有多次合作，虽然有过意见的分歧，但对北一辉的人格思想最终还是钦佩不已。北一辉死后，大川为撰写碑文写道：“超越于寻常人间之绳墨，往来于佛魔一如之世界，而融通无碍。”
大川周明从北一辉那里接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国家改造” 理论。如已叙述，1919年北一辉执笔《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初稿(已完成的前七章)“墨迹未干”，同年即由秘密来沪的大川周明带回日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及其阐述的“国家改造”及“纯正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日后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精神指针。
对于北一辉要把日本“改造”成“纯正的社会主义”，大川也有深切的理解。他在《忆北一辉君》说：“北君将刊行《纯正社会主义》的出版社定名为孔孟社。如若了解北君，对此一重要事实，应该予以重视。北君的社会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北君20岁前后主张将孟子的王道表现于近代。当他皈依于法华经……又主张将‘无上道’的思想表现于近代。正因为如此，北君拒绝了一切热心的诱致，并将马克思主义呼为‘直译的社会主义’，决不与其共行动。”他论“北君的革命之道，属法华经的无上道。他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法华经的行者。是故北君终日诵读法华经，尤独居之时常在读经三昧中度过。”
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社会发育的过程。这个发育指的是从农民社会发育到市民的社会，从贫民社会发育到中产社会。当社会主体还是农民与贫民，这个社会的主要声音就是劫富济贫，公平正义。民粹社会主义及社会革命思想成为部分敏感知识分子的思想首选。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农民社会”与“贫民社会”，亦称“落差社会“。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官(腐败官僚)民差别，是形成落差社会的主要原因。社会落差会因世界经济的恶化而加剧。大川周明与北一辉所处的时代，日本社会处于此等“落差社会”，人民生活痛苦，阶级矛盾激烈。如同水流落差引起激浪，社会落差急剧之时常是社会革命爆发之时。北一辉与大川周明在这个时候打起“革命”的旗号，阐发“国家改造”的思想，引动激烈的反响。
老壮会、犹存社等
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于1918年10月成立的老壮会，成为日本从“国粹”思潮走向“国家改造”思潮的转折点。“极左至极右的各类思想系统”聚会于此，“毫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参加者为：第一，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第二，以后组成日本共产党的一派。第三，社会民主主义者。第四，国家社会主义者。第五，组成犹存社的一帮人，政纲与国家社会主义类似。
20世纪20年代往后，“国家改造”思潮声势愈涨。接着成立的犹存社，成为这个思潮的“中心势力”。大川周明承认在此中心，满川龟太郎、北一辉和他本人，“三位一体”，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10此后大川又创建行地社、神武会，继续成为鼓吹与策划“国家改造”运动的政党型力量。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家改造”思潮从理论宣传转为血火毕现的暴力“运动”。1931年3月日本发生政变，企图建立军部政权，未遂;同年10月中旬，再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军人政权，又失败。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军人突袭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等。首相 犬养毅 被杀。直至1936年日本发生2·26事件。以此事件为标志，日本彻底走上以军国主义为特征的东方法西斯道路。
晚年的大川写作《安乐之门》(1951年)，是乃回顾如何走向“宗教自觉”的思想自传。讲他如何从西洋哲学转向亚洲哲学，最后至于日本主义与亚细亚主义的精神历程。大概因为欣赏自己独特的经历，《安乐之门》第一章题为“人在狱中亦能安乐生活”，第二章则题为“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乐生活”。竹内好认为发生于日本的一系列暴动事件，对于大川来说，虽不能説没有关系，但不是主犯。他不是事件的组织者，而是一个书斋中的“精神家”，即思想家。而北一辉不同，他是一个“革命家”。
竹内好这样的评价是颇为勉强的，回看历史，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与所谓“国家改造”运动具有最直接的关系。这个运动是有其组织的，具体而言是老壮会、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等一系列“大亚细亚主义”团体，而大川周明正是这些组织的创办者与领导者，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大川周明难脱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