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深刻地影响了家庭这一社会细胞。这一古老的基层组织在旧秩序中被宗教和习俗增强同时也被束缚，在随后发生的种种政治激变中被改变、扭曲有时甚至摧毁。
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金斯伯格在最近出版的著作《家庭政治——1900-1950的家庭生活、毁灭及生存》中，透过家庭生活这一棱镜折射20世纪上半叶五个欧洲国家的激烈变革。这些国家包括贝尼托·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纳粹时期的德国，内战时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穆斯塔法·阿塔蒂尔克时期的土耳其以及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后来成苏联)。
作者金斯伯格1945年出生于英国，是佛罗伦萨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发表了多部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并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这部作品中他探讨了政治动乱及激进的社会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家庭反作用于变革。他证明了家庭不是单纯的政治力量的接受者，而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作者通过历史人物的生平细节以及家庭生活将人类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展现出来，一些有趣的家庭照片及个人肖像也为作品增添了趣味。
在该著作中，三位杰出的女性，尤其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是叙述的主线。柯伦泰出生于俄国的中上阶层，后来积极投身革命，是布尔什维克性别政治的首要理论家。另外两位是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小说家哈莉黛·阿迪瓦尔，及西班牙的共和主义激进分子玛格丽特·奈尔肯。她们都在政治原则和家庭生活的冲突中苦苦挣扎。
金斯伯格也探讨了政治铁腕及亲信的家庭生活。土耳其的阿塔蒂尔克是个糟糕的丈夫，有情感障碍，蜜月的第一晚和他的男性朋友在推杯问盏中度过。斯大林，童年时受过虐待，后来迫害自己家人。墨索里尼无爱的家庭生活同他的政权一样摇摇欲坠。戈培尔的家庭显然是纳粹价值观的代表。当第三帝国瓦解时，在希特勒的地堡里，戈培尔夫妇亲手毒死了七个孩子中的六个，然后自杀。
不同的政权都希望家庭顺从新秩序并发挥作用，但是他们用不同的激进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当时，土耳其的妇女解放是头等要事，1926年阿塔蒂尔克引进了现代的、自由的《瑞士民法典》，给予妇女前所未有的法律地位。希特勒把家庭、国家及社会视为相互独立的实体，在纳粹德国，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哪怕是个人付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代价，也要为国家效忠。
在西班牙，法西斯宣称要保护罗马天主教的家庭教条。共和国政权在内战之前即引进了允许离婚的政策。战胜的法西斯分子取缔了这一政策(并且对战败方及他们的家人实行了违背基督教的残忍的迫害)。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墨索里尼有着“生殖崇拜”，出台“单身税”，要求25-35岁的单身男子(除牧师、僧侣、士兵以及严重残疾者之外)每年纳税。墨索里尼政权强调婚姻在传宗接代和为伟大民族作贡献方面的重要性。
金斯伯格在书中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使所描绘的人物生活更加可信，细节丰富，洞察深刻。布尔什维克的性解放理论无疾而终，部分原因是列宁认为混乱的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还因为公社集体生活(包括共用内衣)实验被证明行不通。纳粹德国曾组织工人到意大利巡游，发现他们回来后都变得醉生梦死、荒淫无度。
金斯伯格在书中并没有做太多的制度性比较。所有的政权在某些方面增强在另一些方面削弱了家庭。纳粹政权奖励拥有正确“种族观”的家庭，同时镇压其他家庭。纳粹的青年组织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及孩子对父母的忠诚，使告密成为一种爱国表现及义务，如果谁隐匿纳粹迫害的对象，就会受到惩罚。因此，家庭瓦解了，不仅仅是成员解散，情感也分崩离析。这种恐惧的创伤遗留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