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反对主要是武士虚荣感作祟的观点。关键在于这场战争中射击作战效能严重不足。
新政府军根本不是那只歼灭幕府的军队，而是将大部分武士剔除后重新招募的新军队。
旧政府军主力是萨摩长州的藩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69年六月十七日起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大村益次郎搞了兵制改革，目的是组建一支新军，其指导思想很简单：
但是大村益次郎1869年九月四日因触犯武士阶级利益被刺杀。被杀后，后来进一步推行兵制改革的后果就是山县有朋考察欧美军制后搞了个折衷方案，根据各藩石高，一万石征五人，各藩自行定夺。既满足了大村益次郎的全民皆兵的思想，也均衡了武士阶级的利益。1869年十一月，山县有朋、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大久保利通一致认为要加强中央集权，于是从萨摩、土佐和长州三藩中挑选精锐士兵万余人组成御亲兵，后来成为近卫师团。
可见从1869年开始军制改革，到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抛去中间的步骤时间新政府军可以训练的时间不过数年。而且主要都是征召的是农民，严重缺乏战术素养，也缺乏勇气，很难要求他们仅仅依靠线性战术就击败萨摩藩军。
加之新军的部署是按各个镇台全国分兵驻守，难以快速集结。
自1876年“废刀令”发布后，原本就因军制改革被清理出军队的武士地位更加低下，自然萨摩藩的武士愈加团结在1873年就因征韩论战失败而辞官回乡的西乡隆盛附近，加之西乡好搞私学教育，不但学习文化还搞军事化管理，甚至还组织了“私学党”。明治政府为了监视他派出了日本的警察之父川路利良，但是川路利良为了预防最坏后果的暗杀西乡的预备计划泄露，被私学党知晓，即刻裹挟了西乡发动起义，战争正式开始。
萨摩藩军的主体是旧武士和新加入的私学党平民，分为十个大队，除去负责警卫的狙击队、负责后勤的荷驮队，预备队的贵岛队以外还有七个正式作战大队，主要都是萨摩的老派武士，参加过萨英战争、萨长战争、倒幕战争，经验丰富，勇气优于新政府军。
萨军经过二十余年征战，可谓职业军队，较之征兵来服役的平民兵更加善战。
举个例子，1877年二月二十二日，乃木希典的第十四联队奉命前往熊本，他独自指挥第一大队率先引路，共计700余人的乃木军遇上了600余人的萨军村田三介部、伊东直二部和永山休二部，被萨军打倒四处奔逃，几乎全军覆没，要不是萨军指挥追击有误，乃木希典部肯定难逃一劫。
经过此次战役，东京方面十分焦急，认识到新军无法抗衡萨军，只能采取调集大军团来作战，然而这需要从各地驻守的各镇台调兵，可能大军还未到达九州，萨军就已经到达大阪。
故而明治政府决定派出旧武士转化来的警察，首先出场的是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主要组成是原会津藩的旧武士，幕末萨摩本来和会津一同对抗长州，结果萨摩倒戈，两个藩镇仇恨已深。拔刀队就此出现。
查阅西南战争相关资料可知，萨军经常分成许多小队分头进行大胆的进攻、穿插，这就使长于大兵团阵地战的新政府军常常被迫面对突然的遭遇战，而当时新政府军连射击水平都不高，更尚未有刺刀肉搏的训练，自然吃亏。
萨军因为其海上运输遭到封锁，弹药除去战前保存的就只有抢夺来的，较之补给充分的新政府军，不得不采取能最大程度杀伤敌人并摧毁其士气的肉搏。
萨军因为一开始在肉搏上尝了甜头，此后更加愿意进行接近战。
萨军缺乏火炮，枪械也多为老式枪械，阵地战不利于萨军。
战区多为山地丘陵而非平原，接近战更为有效。
天气原因，战区多雨水，火药与子弹分装的步枪易受影响。
举例，1877年三月四日，萨军和新政府军在田原坂展开阵地拉锯战(互相射击)，双方共消耗子弹十万发，阵亡人数只有300余人。后来采取肉搏战，但是新政府军不敌萨军。
新政府军为打破僵局派出拔刀队，加入了夺取了田原坂的战斗。
之前的战损比基本都是萨军损失二十余人，新政府军损失一百余人，自此双方的损失变为持平。到1877年三月二十日，经过17天的战斗，政府军以2000多人的代价拿下田原坂，萨军损失1000多人，而整场战役，萨军的火炮不超过200门，新政府军则拥有1400余门火炮，更投入了原旧武士组成的近卫军，从侧面证明了萨军的战斗力。
最后举个熊本围城战的例子，从西乡隆盛1877年三月起兵，到四月十三日新政府军解除熊本城之围，被围五十多天，攻守双方共死亡300余人。事实上纯射击是很不实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