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由北京荣焕天下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东阳荣焕影视有限公司、海南荣焕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中央电视台、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联，黔东南州委、州政府，贵州省电视剧制作中心，黎平县委、县政府，联合摄制的大型革命战争情感戏《生死黎平》于横店影视城举行开机仪式。
该剧由赵镭、刘方、战波执导，由何晟铭、张嘉译、苏青、卢星宇、马敬涵(马文龙)、周卫涛、郑伊涵、祝延平、王建新、韩月乔、王双、张娜、陈天华、张越涵、张鼎、戴笑盈等主演。
该剧讲述的是1934年黎平会议前夕，中国工农红军一支先遣队在黔东南地区为中央红军探路，并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开展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壮大革命队伍，消灭敌人，完成艰巨任务，保证了黎平会议的召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电视剧是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共同抗敌的先河之作，并全方位展示了黔东南的山水风光和人文景观，包括古建筑、民族风俗等。
在剧中,何晟铭将饰演尖刀连连长王大雷。王大雷机智过人，身手不凡，近身肉搏、冷兵器、枪法都堪称一流，号称子弹可以绕着他飞，但却因左倾路线的影响被监管。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决定成立一支特遣小分队为红军西征探路，师长宋海峰破格带王大雷加入小分队，并与周卫涛饰演的留苏热血指导员蒋维克一起领导小分队执行组织交给的侦查任务。蒋维克受留苏影响，性格死板、教条，坚持阵地战的他与擅长打游击战的王大雷经常在打法思路上发生冲突，但是经过几次任务的磨合，蒋维克逐渐发现了王大雷的优秀，慢慢被他的做法所影响。除此之外，小分队的其他队员也是各个身怀绝技，在任务中互相协助，各施所长，均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不俗表现。最终王大雷和蒋维克率领的小分队一路披荆斩棘，以少敌多，为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的胜利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情感方面上，在小分队执行任务的艰苦过程中，王大雷的身上依旧无可避免的夹杂了许多情感因素。由苏青饰演的队中女军医海云，身份神秘，在加入小分队之前由于各种因缘巧合与王大雷关系不和。慢慢的，眼前这个生龙活虎的王大雷带给她的感动，取代了前男友留给她的伤痛，她在心里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王大雷。但是，由于她的特殊身份，注定了她与王大雷的这段感情要经历重重曲折和考验。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郑伊涵饰演的侗族姑娘银秀，侗族客栈的女老板，在她身上，艳丽的民族服装，豪放、开朗、热情的性格，都充分体现了黔东南少数民族的特色。在遇到小分队后，她被王大雷的豪迈和男人味深深吸引，从此赖上王大雷，这番情感纠缠，既给小分队带来了麻烦，也获得了新的契机。
随后，王大雷带领小分队深入苗侗地区，在银秀的引导和帮助下，解除了因为遭到国民党陷害而造成的侗寨人民对红军的误会，并联合侗族民众共同对抗国民党的各种阴谋诡计和多次围剿，最终，小分队的行动有效地保证了黎平会议的召开。在贵州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为红军突出重围，北上抗日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军事基础。
据悉，《生死黎平》已列入贵州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项目，为贵州“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剧目。中央电视台对该剧给予“深刻厚重的宏大叙事 红色文化的经典之作”的评价。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众多抗战题材电视剧必将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抗战热潮。《生死黎平》将以其极具特色的人物表现，独特的故事描述，为纪念抗战胜利这段历史讲述一段不为人知而感人肺腑的故事。
扩展阅读：黎平为何决定红军生死
从中央红军决定踏入贵州那一刻，就注定了中国革命要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出现伟大的转折。
在贵州，红军长征的活动时间最长，共有4个多月，占长征时间的三分之一;活动范围最广，足迹遍及省内50多个县。从黎平到猴场，从猴场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
作为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地，贵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最鲜亮的记忆。有人说，如果将长征比喻为中国革命中的红飘带，那么这条飘带最诱人的皱褶在贵州。红军在贵州留下的这段传奇历史，开国少将张廷发有这样的评价：黎平指方向、瓮安渡乌江、遵义止危难、赤水现曙光。
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派记者沿着当年中央红军入黔的路线，拾掇这些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粒粒“珍珠”，尝试着对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留在贵州的革命精神进行回顾与诠释。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摆脱重重包围堵截，一举拿下黔湘桂三省交界地重镇——贵州黎平。由此，古城黎平成为红军长征入黔进驻的第一座县城，随即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拉开了长征转折起点的序幕。时隔77年后，我们就从当年红军进占黎平县城时在城东五里桥、城南羊角岩发生的两次激烈战斗说起……
两次非著名的关键战斗
与红军长征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战斗相比，1934年12月14日，发生在黎平县城东五里桥和城南羊角岩的两次战斗，无论战斗规模、持续时间还是其激烈程度，实在都算是微乎其微。但如果放在红军西进贵州的长征战略调整的背景下来审视这两场非著名战斗，则自有它的关键性和特殊意义：这是红军入黔打下的第一座县城，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
从黎平县城往东，是一条宽约50米的沟壑，因距离县城5里而得名五里桥。构成黎平城东惟一的天然屏障。黔军负责驻守黎平县城的第四旅第七团团长毕俊，在此布置一个营的兵力。剩下的另外两营，分别设在距城南15里处的另一个天险羊角岩和城内。
在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张中俞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曾经发生激战的五里桥遗址。茂密的植被淹没了昔日战斗的痕迹。即便是现在看来，在植被遮盖下，这条算不上是天险的沟壑，只有进入谷底才发现其中的险峻。数十米高的悬壁对于当时的红军强攻装备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困难。
从湖南通道县进入贵州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二师六团，兵锋直指黎平。一路上，王家烈的“双枪兵”一路逃窜，几乎没有碰上有效抵抗。直至12月14日清晨，抵达进入黎平的最后一个障碍——五里桥。
为了抵御红军进驻县城，黔军在五里桥上游几百米位置临时筑3道水坝蓄水，一方面阻止红军徒涉，另一方面则是在关键时刻炸坝放水防止强渡，并在红军可能突破的路口埋下尖利的竹签阵。伏下这些阴招后，五里桥的守敌妄图将迅速推进的红军阻挡在此。相继赶到五里桥的红二师六团先锋部队，谨慎地查看地形后，并没有冒然进攻强行跨过五里桥。在一番火力掩护和佯攻下，红六团主力迂回绕过五里桥，从前后两面发起猛烈冲击。黔军团长毕俊见势不妙，带其残兵慌忙撤往南泉山坡背，向岩洞、双江一带逃窜、躲藏。
就在六团攻下五里桥进入黎平县城的同时，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属于当时从湖南通道县进入黎平县的左路大军)进抵距离黎平15里远的羊角岩。这是黎平城东南面的屏障，通往黎平必经此地，山势险恶，只有羊肠小道可通。据守此处的是黔军的第七团赵壁辉营，在附近群众的帮助下，红军指战员很快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同样决定正面暂不强攻，先派出小部队向侧后迂回。出敌不意的登上敌碉侧面的一个山头，架起机枪小炮，直指敌阵。
据称当时的红军神炮手只发一弹，就准确命中目标，摧毁了敌人的碉堡。黔军顿时军心大散，落荒而逃。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郁德凯，在去水口传教时碰巧遇见红军攻下羊角岩，顺手留下一张红军进军羊角岩的珍贵历史照片。
红三团先头部队胜利夺取羊角岩后，向黎平县城前进，成为第二支进入黎平城的中央红军队伍。至此，中央红军在国民党防守力量十分薄弱的贵州，打开了长征转移的第一个突破口。
长期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张中俞认为，从14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与黔军交上火，到最终攻下黎平成，前后不过两三个小时左右。4天后，名传千古的黎平会议召开。
红军进黎平原是折中方案
仅就兵力而言，负责防守黎平一线的仅黔军周芳仁旅的第七团，要挡住三万中央红军入黔的决心，无异于螳臂挡车，它的溃败也是在所难免。中央红军在决定进入贵州之前，按李德、博古等人的原定计划，由通道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了中央红军的行动企图，预置重兵张网以待。
改变进军方向，这是当时中央红军的唯一出路。毛泽东分析认为，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各路国民党军中，被称之为“双枪兵”的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纪律松懈，黔军内部派系林立。王家烈名义上是贵州第25军(辖五个师)军长兼省长，实际上只能指挥2个师5个旅计15个团，只能控制贵阳及黔东南一带。
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西进贵州的主张，尽管先后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赞同，并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协商。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干扰，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通过。
为了打破僵局，实际上已经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协调工作的周恩来，作出一个让李德、博古等人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改变由通道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西进绕道贵州黎平、锦屏等地，再寻机北上湘西。
尽管这个折中方案并没有改变共产国际原定到湘西会合的计划，只是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已然引起李德的强烈不满。但此时的博古也承认，从贵州出发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至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已基本上达成共识。这为中央红军进取黎平，并在黎平召开会议奠定了基础。
就在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之时，蒋介石曾电令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在湘黔边境地区堵击，王家烈即调犹国材出兵三团到黎平、锦屏布防。犹国材乘机要粮要枪，讨价还价，按兵不动。实际上在黎平、锦屏一带防守的，只有王家烈能够直接指挥的两个团和一个民团约3000人。
尽管王家烈明白，一旦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就有借口借“围剿”控制贵州。事实上，当时红军和黔军的战略态势是：红军的战略意图是从黔东南直趋黔西北。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而王家烈的打算是避开红军兵锋，减少兵力消耗，守住贵阳。对此，王家烈后来曾谈到，他感到中央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又何必同红军硬拼。
李德缺席的黎平会议
进入黎平县城后，中央红军选择了黎平县城德凤镇东二郎坡(旧称翘街)52号土豪胡荣顺家的商号作为红军总司令部，并在4天后，在这个商号正屋的右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黎平会议”。
胡家商号房屋的木雕技艺精湛。今天这里已被辟为“黎平会议”会址陈列馆。
走进翻修过的老房子，展厅里一幅幅老照片让人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血雨腥风的年代。光影流转，仿佛70多年前会上激烈的争论声又回到现实。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10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也有党史专家认为是6人)都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唯独没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声音。
据《黎平会议》记载，因李德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然而，这次李德未参加的重要会议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党史专家认为：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根本上实现战略转兵。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仍然坚持共产国际先前同意的路线，认为中央红军应沿着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进入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博古强调：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得改变。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经过大家激烈争论，会议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该决定中认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回顾这段历史，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史专家们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认识的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成功。
虽然，时间过了70余年，但我们依然能从历史的文字中嗅到当年的硝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记载：“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交给李德，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起来，熄灭了……”自马灯熄灭的那一刻，说明李德他们“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已被黎平会议彻底否决。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次会议的决定，成为中国共产党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而载入史册的第一个正式决定。黎平会议从根本上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黎平战略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紧急关头转危为安。
如今，在“黎平会议室”，摆设着太师椅和八仙桌，木板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照片。
党史专家更通俗的解释是，会议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说明在长征中很久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主宰党和红军的命运，政治局的多数同志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渐渐向毛泽东靠拢。
李德对黎平会议火冒三丈，博古虽然同意改向前进，但并未最终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战略方针。张闻天等领导人对此深感焦虑，他们意识到，继续让李德、博古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黎平会议后，大家开始思考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百姓见证红军入城
1934年12月14日，一阵突如其来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县城东边郊外的沉静。随后，一支身着灰色服装、脚穿草鞋、佩戴八角帽的队伍一路抢关夺隘，出现在黎平县城东门外。
城里的地主、土豪们在得知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逃离，剩下的都是穷苦的老百姓。由于此前听说，红军会打人，会骂人，甚至会杀人，当地的一位小朋友王光文都不敢和红军说话。他和小伙伴安静地坐在石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支着装并不整齐的队伍穿城而过。“他们衣服都五花八门，有人骑马，大多数人穿草鞋，不少人打着光脚，衣服也有些破破烂烂。”王光文不知道这支队伍来自哪里，将去何方。
让王光文较为放心的是，这些红军对人很客气，比以前见过的国民党军队要客气很多。突然，一名红军走到了王光文面前，给他塞了块红糖说：“小鬼!西门怎么走?”王光文就跳下石阶带着红军走出西门。
红军来到黎平后，就到地主家开仓放粮。“当时杀了地主家的肥猪，然后把猪肉分给老百姓，一块一块地把肉砍下来，分给大家。地主家的衣服、被子等生活用品，红军也分给大家。当时我父亲说没有被窝，红军就给了被窝，母亲说没有衣服，红军就给了一件女式棉衣。我去摸红军手里的一个铜水壶，红军问：‘小鬼，是不是想要这个水壶?’我点了点头，红军就把水壶送给了我。”王光文回忆。
过了几天，红军走后。地主家就挨家挨户来搜他们家的东西，一些人家没藏好红军分来的东西，被搜走了。王光文家当时把分来的东西藏在稻草底下等，因此保留了下来，其中保存得最完好的是那把铜壶。
王光文家一直用这把铜壶烧水，直到铝水壶、电水壶、电磁炉等生活用具进入王光文的生活，他才将红军送给他的铜水壶收藏起来。“希望将它作为纪念，并用来教育子孙。”王光文说。
上少寨的红军桥
上少寨位于黎平县高屯镇境内，依山傍水，八舟河绕寨而过。上少寨的吴之焕与红军有缘，在1934年9月红6军团撤出黎平时，在八舟河放竹排的吴之焕正好看到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回到寨里后，他就给大家讲红军是为穷苦人打仗的。
关于红军纪律严明，上少寨今年58岁的村民吴章进就听父辈说起过。“当时有个红军，晚上举着火把找红薯，一不小心烧着了茅草屋，引发一场很大的火灾。后来那个红军受到了严厉处罚，其他红军也把身上的钱物拿出来赔偿了当地的老百姓。”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上少寨时，原有的木桥已被闻讯逃跑的国军拆毁。为让红军顺利过河，吴之焕和几名村民冒着严寒，点着火把，从家里扛来杉木和枋板与红军一道连夜架桥。次日清晨，红军队伍踏着这座木桥继续前进。后来，人们称这座桥为“红军桥”。红军桥横亘于八舟河上。它全长52米，桥面由木板组成，宽不过1米。虽然经历多年的风雨侵蚀，但是每次山洪过后，红军桥经过多次修建依然能保持原样。它至今仍是居住在上少寨里的苗族人民生活起居劳动生产中的交通要道。
村民吴隆周介绍，八舟河几乎年年要涨大水，木桥也几乎年年要被大水冲走。木桥就是两年前被大水冲走后重修的。村民们说，现在木桥难以承重，牛马只能趟水过河。一到冬天，牛马常常被冻伤。而且，结了冰的桥面滑得很，一不小心就可能摔下河去。村干部吴玉宏也说，村里每天有40余名学生从桥上通过，家长们都提心吊胆。
他希望政府在保持红军桥原貌的基础上，能够在八舟河上为上少寨架一座结实平稳的水泥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