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一个国力和军事力量积弱的朝代，但这种极弱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国家虽军事力量的弱小，但民间的财富却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所谓的“盛世”，甚至有过之。
官民比例是较为直接衡量国家、民众财政负担和民众收入公平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值得一探。
所谓的“官”，也就是俗话说的吃皇粮的和吃财政饭的。宋代是有名的冗官泛滥的朝代，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的人口大约为3000万，官员为2万多人，官民比例大抵为1：1500。
王安石变法之后，比例更低，这个比例大大高于明清时期，但与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高达1:30左右(甚至有学者统计为1:18)来说，那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很明显，吃皇粮的人多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就大了，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倚靠全体纳税人的税款，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官员越多，民众的负担就会越重。
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国有的财富或国家可支配的财富;二是民众的私有财富。
很多时候，国家的总体财富就好比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国家可支配的财富这一块切多了，相对应的就是民众的私有财富就剩下的少了。
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大于GDP的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税收增幅也是举世罕见。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大概只占到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55%。我国民众消费如此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下。显然，财富是一个大蛋糕，国家切的多了，国民就吃得少了。
当然，中国目前民众消费能力低下，而国家或政府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这种局面倒是与宋代不同。北宋初年，即便官民比例1:1500比现在低得多，政府可支配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远远低于现在，但是北宋政府依然很穷，常常入不敷出，即有很大的财政赤字。
为此，早在安石全民变法之前，大政治家司马光就提出过“官职冗滥”的问题，减少官员的数量，为国家财政松绑，其实是北宋改革派(王安石)和守旧派(司马光)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必须减少吃财政饭的官员数量，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减少国家和国民的财政负担。
当前，中国的行政成本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吃皇粮的人过多，不仅仅只是财政负担的问题，还是一个国民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问题。当一个人可以无忧无虑地被国家养着，生活大有保障之时，他就可能不思进取，过一种没有创造力和效率低下的“扁平生活”。如此，当这种类型的人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形成效法机制和惯性之时，全民的创新能力和产生能力都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可见，不管是政府手中有钱还是没钱，在保证行政的正常高效运转的前提下，都要尽量减少吃财政饭的人数，减少政府和国民的负担。政府和国民的负担少了，留给民众的那块财富蛋糕就会多起来。
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政府开始财力雄厚起来，但这并不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反而，王安石相当警惕国家对民众财富的侵蚀，坚持藏富于民的理念，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要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政府有钱，同时百姓也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