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6月，高考总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尤其对于有考生的家庭来说，高考无疑是头等大事。为了让考生发挥出优异成绩，从家长到学校，再到考生自身，都在做着各样的准备，每个细节都做得一丝不苟。
这也难怪，经历了十余年的寒窗苦读，高考不仅决定着考生能否进入大学的校门，还寄托了家长以及社会的期待。单就这一点来说，高考的意义和古代科举没有分别。不过，相比今天吃穿不愁的考生，以前赶考的读书人则要普遍悲惨得多。
〖人人都要勤学苦读，“头悬梁、锥刺股”不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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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科举，我们往往会想到“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的故事当然不是孤例。晚清曾中过状元、后来成为企业家的张謇，他的读书经历就堪称励志典范。
张謇十六岁时参加过一次科考，可惜排名一百开外，还被小伙伴们讽刺说：“假如有一千个人考试，录取其中的九百九十九个，那么不录的那个人也一定是你。”
受到刺激的张謇，索性把“九百九十九”当成了座右铭，刻在了书桌、窗格和床板等各个角落。睡觉的时候，用两根竹棍夹住辫子，只要头动或者身子翻转，立刻就会醒。
醒来看到“九百九十九”五个醒目大字，管他天亮还是天黑，立马就爬起来读书。而到了夏天，气候湿热蚊虫多，书桌底下的双脚被咬的到处是包。张謇另想“妙计”，准备了两只大坛子，把腿伸进坛子以避蚊虫。凭借着不怕吃苦的韧劲儿，张謇后来步步高中，最终金榜题名。
对于大多数资质平平、家境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挑灯夜读乃是家常便饭，甚至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自残式地步。尤其宋代以后，四书、五经都有了固定的版本，只要肯下工夫背诵，熟能生巧，结果总不至于太差。
1904年考中最后一任探花的商衍鎏先生，曾回忆他的备考之路，就是每天不间断地温习旧书和背诵新书。稍有偷懒，便会遭到教书先生的责打。例如，板打掌心、戒方打头、藤条打屁股等。在体罚式教育还很普遍的当年，这些手段却也着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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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死读书毕竟不是上上之策，科举备考同样需要一定的方法。明清之时，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头场科目，这就要求考生们在读书过程中，不仅自己学做八股文，脑子里还要背诵一些八股范文，学习先辈们破题、起笔、构思、收尾的技巧。
有需要就有市场，一时之间市面上各种八股汇编书籍应运而生。有些是名家选读，比如乾隆时期方苞选读的四书文字;有些则是书商们找些稍通文墨的人攒写而成，质量着实不敢恭维。
为此，清初还曾对科举参考书市场进行过整顿，要求各地的教育主管官员(学政)尽量给考生讲解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等正统书籍，而对其它的“琐语淫辞”，则严行禁止。
相比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它的相对公平、公正，使得大量寒门弟子有机会出将入相，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但不得不说，长期的读书备考，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撑也还是无法完成。尤其省城的乡试、京城的会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异地赶考，少不了交通、食宿等基本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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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清代皇帝们考虑周全。顺治时期规定，对于来京参加会试的人，均给予一定的盘缠。雍正帝更贴心，格外关照了那些落榜的士子们，担心他们“往返道路及在京守候盘费均难接济”，追加了回程补贴。
路途遥远的云、贵、川及两广考生，可获得10两银子，其它地方的考生则5至7两不等。
虽然有国家的照顾，但勤学苦读乃是每个士子的必修课，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科举考试仍然吸引着大批读书人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