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地火灾频发，民众和城市的管理者都进入防火的严峻期。
这里讲一件发生在1909年震惊广州朝野的大沙头火灾惨案，它以伤亡近千生命的代价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轨迹——舆论持续发声，救援不力的水巡总办被撤职，捞尸救伤的善堂声望迅速提高，民间救火组织遍布全市，花艇在大沙头销声匿迹……
清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九，广州大沙头码头，春寒料峭，夜色迷蒙。岸边停泊着连排的豪华花艇大舫，这里就是名震广州城的“水上行宫老举寨”﹙即妓馆﹚，寻欢嫖客非富即贵，除商贾官宦外，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只能倚岸赏观。但见船艇鳞次栉比，灯火通明。透过船舱雕花玻璃，妙龄女郎风姿绰约，男男女女放浪形骸，依稀可见;欢声笑语、丝竹管弦、猜拳行令之声，不绝于耳，俨然一派珠江夜色风月景。
1连排豪华花艇变作巨大的水上柴炉毁于一炬，伤亡近千人。肇事者竟然是正在广州假公济私游玩的广西道员李益智
夜里十时三刻，醉生梦死之际，靠近岸边的花艇突然蹿起一抹红色火光，人群开始骚动，嘈杂声四起，忽闻一人高声惊呼“火烛了!”紧接着大火冲天猛烈燃烧，快速烧向其他船艇，正在船舱内间偷欢的男男女女即时抱头鼠窜，衣衫不整，赤身露体;更有被困于舱内者，大声哭喊，撕心裂肺，眼睁睁看着大火烧身，无路可逃，瞬间被火焰吞噬，有人击破门窗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逃生。一时之间，求救声、跳水声、狗吠声、抢夺声、泼水声夹杂着呼呼风声响彻夜空，惨不堪闻。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船上桅杆被大火烧断倒下，发出噼啪巨响，撕心裂肺。江风越吹越劲，火势越烧越猛，火光映红了江面和岸边，宛若白昼。漫天浓烟伴随惨叫之声，豪华花艇变作漂浮在水面的大柴炉，烈火熊熊，空气中飘浮着焦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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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震惊广州朝野的1909年大沙头火灾，共烧毁船艇61艘，伤亡人数近千。
事后查明，这场火灾的肇事者，竟然是正在广州假公济私游玩的广西道员李益智。是日李某受邀参加渠务署晚宴，杯觥交错，酒酣耳热之际，色心又起。同席本署官员声称略尽地主之谊，引李某至青楼寻欢。晚上九时左右，一行六人到了大沙头妓舫，只见其它花艇均已客满，唯择“财记艇”寻乐。老鸨一见来了政府官员，想到会有大把银两落袋，不禁笑逐颜开，忙不迭吩咐几位花娘上前招呼。其间两名雏妓贪玩，互掷“金钱炮”嬉戏，又频抛媚眼，特意对李益智欲拒还迎。李某乘一妓不备揽入怀中，正欲强吻，妓女撒娇，半推半就之间打翻了火水灯，楼板顿时着火，慌乱中众人赶紧抓起坐垫压灭火苗，殊料火油已从板隙中间流泻至下舱的妓房，引燃床铺，一瞬之间变成大火，迅速烧遍全船，再波及其余船只。
大沙头码头是当年水路交通要冲，省内各地船只云集。为使六十多艘花艇少占码头江面泊位，安排规定船头、船尾反向相拼排列，呈一字形伸向江心;船与船之间搭有扶手桥板通行，由岸边上了第一艘船，便可通达其后各船艇。为求保险，又在船边竖立木桩，套以藤圈固定船身，可随潮水涨落，再用横木绑定以防海风吹翻。在两艘花艇大舫之间，留有足够宽度的水巷，供各种小船进出。这些小船有载人上大舫的，也有售卖水果杂食粥粉夜宵的，及时供应众妓舫所需。事发当夜，因靠近岸边之船首先起火，隔断了后面船只的上岸求生通道;尤有甚者，着火大舫旁边有一艘小船正在水巷里售卖食物，公婆二人眼见大火烧来，奋力划离，慌乱之际竟然抽去桥板，更使后面所有船只的饮客妓女无路可逃;加以当夜江风甚急，有些花艇即便解了锁链，因为风高浪急，反被浪涌推返火场，连排豪华花艇变作巨大的水上柴炉被焚毁于一炬，最终演变成多人死伤的时代大悲剧。
2广州巡警消防署警察岸上喷射救火情同儿戏;水巡警艇受命维护现场秩序，救人小艇家反被一枪毙命，贼船伺机掳去妓女几十名，最终获救生还的妓女只有百余人
连环妓舫起火不久后，广州巡警消防署警察闻讯出动。晩清消防巡警一律身着蓝色夏布制服，前胸左边有白布写着“巡警”二字，右边亦有白布写上“消防”二字，一律黑布绑腿，脚穿草鞋。救火工具是手泵水车，依靠两警合力轮流上下按压泵水，水柱射程极其有限，从岸上喷射根本于事无补，救火情同儿戏，到头来眼白白看着所有妓艇全数烧毁直至自行熄灭，犹如隔岸观火，望江兴叹。
广州水巡同时亦有受命出动救火。晚清时期，趁火打劫事件常有发生，官府严令水巡维护火灾现场秩序，派出多艘水巡警艇包围江面火场，水巡拔枪指吓其他船只不得靠近，一来怕有人趁火打劫，二来是怕人多反而碍着救火。火势蔓延之时，花艇上有人欲雇小艇逃生，大声疾呼每救一人给予千金;水巡见有小艇靠近，立即开枪示警，也许是平时训练有素枪法精准，小艇上的艇家反被一枪毙命。水巡不分青红皂白，用喇叭筒高声命令所有小船待在原处勿动，其他小艇见状都不敢靠近，有心无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越烧越大。滞留花艇甲板上的求救者，唯有齐齐跳落江中，只有极少数人游到岸边，其余被淹死的算是求得个全尸。尽管水巡在现场“维持秩序”，仍然有多艘私盐船和贼船伺机掳去妓女几十名，卖与其他妓寨牟取暴利，最终获救生还的妓女，只剩有一百余人。
3迫于舆论压力，两广总督张人骏自知如不惩办水巡总办周维屏将会自身难保，只得将其撤职查办，重整水巡局，以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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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正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的第二年，中国社会正潜伏着急剧变革的力量。广州作为辛亥革命策源地，对时局的变化更加敏感，此次悲情火灾经报界大力宣传，消息旋即轰动省港，引发社会舆论轩然大波，而政府官员在嫖娼时不幸遇难，更给这场火灾蒙上传奇色彩。大火案发生次日，《香港华字日报》和《中西日报》等相继曝光事件背景及真相，讲及水巡见死不救的原因，有报道称：“水巡历来有受礼金于各花舫金主者，受财挡灾，力任卫护。倘花舫遭匪徒趁火打劫而遭损失财物，金主必究其责。若火案未平劫案又起，亦必为上峰所追诘，处分难免。故此，水巡警务本末倒置，以防抢为先救火为后，实则彼等岂不知火能杀人耶?”又有人在《越华报》撰文直指“水巡本职是稽查来往船只，但这工作辛苦又薪水微薄，致使水巡玩忽职守，然却尤其关心妓艇。因各妓艇妓女无一例外均需登记入册以防偷税漏税，水巡可借机揩油。同在一片江面之上，这边厢阔少花艇闲闹，恣意作乐，那边厢水巡无所事事，看着眼红耳热，赚得个嬲字。借力于政府公务员身份，水巡多与此等花艇勾搭纠缠不清，时常闹事，扰民事件也频有发生，民众对此早已怨声载道。此次火灾水巡失职，更加重了民众对水巡的谴责。实际上，早在火灾之前，水巡早已经声名狼藉。”
火灾发生后第三天，《时报》追踪后续报道《广州大沙头火劫余闻》，批评“水巡不分轻重，借口为防盗抢，致多人丧失逃生机会。”又称“其实民间之船愈多，救生之机会愈大，生死关头，理应以性命为重，水巡为求自保，视人命如草芥，未免忍心害事也”。《香港华字日报》又作深度报道《且看水巡警尚敢令妓艇复业否?》指出“大沙头火灾一事，追根究源，皆因水巡局于去年瞒禀大沙头消防状况，致令当局误准妓艇复业，祸之所致，始实由此。”直指水巡责无旁贷。各报刊群起而攻之，水巡局成了舆论风口浪尖，老账夹着新账一起翻出。危机时刻，水巡总办周维屏对记者谎称“水巡误事之消息，是有趁火打劫未遂者造谣，报纸之报道未经官方证实。”周维屏这番话更加引起众多亲眼所见的记者、民众的愤怒，事发五天后，愤怒的民众扛着锄头铁锹怒砸水巡局，周维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又过了半个月，有小道消息传来称“两广总督张人骏训示追责开除失职水巡警。”《每日时事报告簿》立即据此报道，评论“开除失职水巡警将大大安慰愤怒的民众，使死者得以安息”;《香港华字日报》随之推波助澜，刊出相关消息。后经官方引用《粤督查办水巡札文》证实此消息纯属误传，报纸不予置评。假作真时真亦假，惩办水巡的消息早已广为流传，民众呼声再次高涨，《香港华字日报》借机再次刊登《请张督奏陈大沙头火灾折书后》一文，告诫张人骏“人心不可欺，天理不容违，舆论不能泯。”迫于舆论压力，张人骏自知人言可畏，如不惩办将会自身难保，只得将周维屏撤职查办，重整水巡局，以平民愤。
4与之前曝光水巡不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报界对各善堂捞尸、停尸和认尸的工作大加肯定，善堂的社会影响力被报界一再放大，声望迅速提高
世事无奇不有。大火灾过后，尸横江上，却想不到捞尸、认尸竟然又起骚乱，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连发生。一天，善堂捞上来一溺毙男尸，身材魁梧，面庞已被水泡得发白模糊不清，岂料两个妇人同扑上前呼天抢地，都认作是自己丈夫，你争我抢，揪头发拽袖子，死活不让对方碰自己的“夫君”，哭着嚷着抓着打着，几乎就要把那尸体五马分尸。溺死江中的女尸身上多有金银珠宝首饰和皮袍，有人不管吉利与否，一见尸身就走去剥下财宝;更有甚者，凡是有穿金戴银的尸身，立时被抱起狂奔;也有的抢不到珠宝，就干脆抢夺尸体以求取赎。知名才子何淡如在《时事画报》撰“龙舟歌”唱出火灾遇难者之惨状：“真凄惨呀真凄凉，花艇火烛确凄凉。尸首烧到无晒样，头壳烧穿见脑浆。烧死浸死无两样，面目全非尽失常。水深火热无商量，风流快活来世想。一条男尸两孟姜，色中饿鬼丧罗帐。”
1909年前后，清政府为偿还庚子赔款，财政收入一度倚重花捐，征收对象是登记入册的妓女，时人戏称“以身作价为国捐躯”。又因各级官员、商家、警察等人可以从中渔利，娼妓业实际上是政府庇护的对象。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广州就有商人开办“保良局”，每年向政府认缴大洋36 万元(折银约26万两)，专门承办广州府的妓捐。保良局要求妓女定期登记，到警察署办理执照，并在执照上张贴照片以防假冒混用，娼妓业尚算受控有序。大火灾发生后，在册千余名娼妓无以为业，政府花捐损失甚巨，幸存妓女的就业安置问题更是压力不小;社会舆论沸扬加上报纸宣传推波助澜，更令官府百上加斤，焦头烂额，只好把捞尸、认尸、救济以及给周边居民提供清洁水源等善后工作全权交由善堂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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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年间，广州民间早有众多善堂存在，大多是个人自愿参加、实行善举的自由结社，坊间称为“九大善堂”。慈善机构主要有“方便医院”、“救灾公所”、“广济”、“广仁”、“赤十字会”、“戒烟总会”和“消防商团总会”等等，相互联系密切，平日各行其善，一有重大灾祸发生时，合力扶危济困。其中“方便医院”为广州九大善堂之冠。《广州府史志》载：光绪甲午年(1894)时症流行，有善士在高岗设方便所一间，收留疫症病人留医。1899年夏天，由商人陈惠普等人发起，自筹资金建立“城西方便所”，1901年，更名为“城西方便医院”，民国37年(1948)改称“广州方便医院”。广州解放后，1950年由市人民政府接管，后于1952年12月31日与“广州市市立医院”合并成“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至今。除此之外，“粤商自治会”设在“戒烟总会”内，而“中国改良会”又是在“赤十字会”基础之上创立。1907-1909年间，天灾人祸不断：1907年城西北一火药库爆炸;同年，罗定发大水又闹饥荒;1908年东、西、北三江齐发大水……善堂在地方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由独立救灾走向联合救援，由每善堂选出一人担任常驻义务员，成立救灾公所协同行动。
当年广州巡警消防署力量单薄，民间为自救自保，成立许多自己的救火组织，如“水车会”、“水车公所”、“水局”、“ 水社”、“水龙局”、“水龙公所”等，遍布全市。规模虽小但灵活机动行动神速，很多时候官警未到，民防已将火扑灭。这些组织的参与者都是义务员，也有些临时凑数的人，未经训练也积极参加扑救。救火工具是广州制造的普通洋式手操水泵机和本地制造的皮水管或进口帆布软管，设施费用多来自善长仁翁捐款，也有街道居民自愿凑份数的。
一位在华外国人曾在日记中写道：“一遇火警，手泵救火水车很快就被送到火灾现场，放置在最适合的位置上，输水管铺在邻近的屋顶上。他们的动作是如此敏捷，令人惊讶不已。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神态自若，毫不紧张慌乱，并伴以有节奏的手势，还有中国人集体劳动时经常喊出的那种嘿呵之声”。
《香港华字日报》和《申报》分别报道：“大沙头火劫，各大善堂闻警立刻到场，但隔江救火，无计可施，惟迅速投入各种善后，由善堂捞尸，赤十字会救伤。”又专题报道：“赤十字会闻警立派救伤队，由李颂虞、李仲雄等人会同医生前往救伤。闻捞起落水者九人，经当场救生八人，已交家属领回，余一重伤者因失知觉不知姓名，由会员抬回河南赤十字分会调治。”“正月十一日，复派医生曾竹居、谭公泽等人分乘舢板三艘，借用士敏轮船拖带东下，为各伤者换药复诊。”
方便医院、广仁医院等善会利用自身优势，投入大量精力在灾后救治上;改良会因救助了几十位在火灾中重度烧伤的人员，患者治愈后回赠“佛手慧心”匾额以示感谢。各大善堂用大小船只环绕捞尸，却遭到水巡阻拦，善堂告到水巡总局，警告当局若不及时组织捞尸，珠江水源必受污染，水巡局无言以对，只得作罢。善会捞尸几乎天天捞到天亮，每日数百具尸骨，又在东堤沙地开辟停尸场，每捞一尸盖一布帐，捞尸人赏银一元，挂竹排标明号码，尸身上的首饰银物逐一按号存入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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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善堂考虑到尸体不能长时间暴露光天化日之下，找来摄影师义务按号拍照。此时照相技术已经开始普及，成为社会纪实和新闻报道的工具，相片大大提高了身份识别的准确性，尸亲以照片取认后，灵柩运回入殓。有的无人认领骸骨，则送到方便医院、庸常善社和四会矜育善堂专设的义庄埋葬。停尸场初设时，每日围观者甚众，于是又搭设竹栏以使闲人免进，夜晚则悬以大光灯，由巡士看守，日夜不歇。
珠江上浮尸体众多，河水受污染，引起居民恐慌，舆论哗然。督府官员自身也害怕食用水中毒，便下令善后局和自来水公司为居民提供10天的免费自来水。善堂不遗余力提供协助，将数百只大水缸设立于马路两边，自来水公司由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以及下午三时至六时，用帆布管放水供居民免费挑取。小东门一带未通自来水，则由火轮拖带水船载水，分泊河南太平坊、洗浦口、金花庙、洲头咀各地码头，每日早午两次放水，供周边铺户居民及艇户饮用。
与之前曝光水巡不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报界对各善堂捞尸、停尸和认尸的工作大加肯定。《香港华字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方便医院连日捞尸总数》和《方便医院二十日捞尸数目》等文，极力赞赏各善堂在救灾中的表现。免费供应自来水也得到了《时报》和《申报》的好评，称其“实于卫生大有裨益”，善堂的社会影响力被报界一再放大，声望迅速提高。
大沙头火劫案后，两广总督迫于舆论压力，下令将妓船酒舫一律禁止。《香港华字日报》发表社论，首先对两广总督禁绝大沙头妓艇大表赞成，又提出在东堤觅地另建妓院的倡议。不久之后，花艇在大沙头销声匿迹，褪去了昔日的浮华和喧嚣，大沙头的江面重归平静。大火有如一场闹剧，来势汹汹却也退得无声无息，剧中人演出不同命运的角色。潮起潮落，寂静的江面掩盖不住江底的暗涌奔流。逝者已矣，大火改变了许多疍民们的人生，也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