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曾经是我的丈夫。促成这段婚事的，是我的四姑母瑾太妃和溥杰的母亲瓜尔佳氏。当年这两位长辈的关系极好，四姑母提出这桩婚事时，她早已请人测定了溥杰与我的生辰八字，吻合相生，双方家长一拍即合，立刻订了婚。那年我17岁，溥杰14岁，正符合那个时代“女大三，抱金砖”的吉利说法。很快，由堪舆界师傅为我们选择了良辰吉日，溥杰带着丰盛的礼物，到我家行了纳聘之礼。清宫皇室也十分重视，特派了与双方都有亲属关系的内务府大臣耆龄，出任纳聘的带领和督导，使这门亲事从订婚时起，就蒙上了郑重的官方色彩。
我和溥杰正式结婚是在四年之后，我已经21岁，他也18岁进入成年了。我们结婚的新房在醇亲王府内的“树德堂”。按满族古律，新房树德堂的所有桌椅摆设均由我们女家过礼陪嫁，只是新婚花被和床褥是由男方置办。其他一切婚俗与汉人差不多……
不过，由于我俩婚后相处时间较短，竟然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是溥杰的原配，有人把他后来与日本女人的第二次结婚当成首次，把他的日本太太嵯峨浩说成是他的发妻，这当然是错误信息。误传的一个因由颇令我为之唏嘘，人们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日本的书报杂志甚至戏剧电影，多年来不断制造“溥杰及其夫人嵯峨浩”的各种报道、传闻和故事。
我不是非要争一个“溥杰原配夫人”的名号，那实在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事。只不过，此事涉及当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而导演的一出建立伪满洲国复辟清室皇权的丑剧。当年那丑剧中一个步骤，就是逼我与溥杰离婚，接着是令溥杰与特选的日本女子结婚，再下一步的阴谋和如意算盘是，设法让溥杰生个有日本血统的儿子，再有，他们更大的阴谋是，将来让这日本血统的溥杰之子，继承不能生育的溥仪的伪满洲国皇帝大位，实现日本统治满蒙进而染指全中国的美梦。
现在，我以平实无华、与世无争的心态，回忆已经过了一大半的人生，评价与溥杰共同生活的那段旧事，我觉得，那既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悲哀。20世纪70年代将尽的时候，由于一个特别的机遇，有朋友代为搭桥，我与溥杰又联系过一次。那时，我俩都已过了古稀之年……
坊间有些传说、野史，说我和溥杰从结婚开始，就争论吵闹嫉恨成仇，没有丝毫感情，我要说，那不是真实的情况。争吵是所有夫妇都可能有的，我与溥杰也不例外，有时发生矛盾是不争的事实，但说我们毫无感情，却是言过其实的。我这儿有两幅扇面，是为我记录这部口述历史的惠伊深保存多年的我的画作，它很能说明我和溥杰关系亲密。这两幅扇面注明的日子是我在乙丑年画的国画花卉，画上有我的“怡莹”签名和图章，画上还有溥杰的题字，以及他的签名和图章。这两幅扇面都是我画画他题字，是表明我们夫妻恩爱的合作的精品。画中写明赠给“啸桐”和“双桐花馆主”，目的是恳请我和溥杰的老朋友及亲戚、我九姊唐梅的丈夫——画家惠孝同斧正。我的姐夫惠孝同，就是现在替我记写这部口述的惠伊深的父亲。这两幅扇面真迹，是姐夫惠孝同生前交予惠伊深保存的早年纪念物，它正好证明了我和溥杰当年意趣相投、互爱互敬。
溥杰曾着力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使我免遭日本军政恶势力毒手，那也是让我终生不会忘记的事。当年，溥杰在日本人策划下，配合他的哥哥溥仪，紧锣密鼓准备“复辟皇室”时，溥杰曾邀我去“新京”，被我拒绝了。日本关东军头领第一次劝他娶个日本妻子时，溥杰出于正道的传统，开始时也曾拒绝了，他义正词严地反驳日本人的话说：“我有太太，不能再娶。”但是后来，残酷的政治形势巨变，日本人软硬兼施，向他描绘东洋女人如何温顺服从的同时，更暗示他娶个日本太太是政治需要，警告他不能再拒绝。日本军界透露信息，会直接出面，武力威逼溥杰与我离婚。
这时，溥杰异常害怕，他估计我若全然不知，在家被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硬逼离婚，按我的性格会坚决不从，肯定会招来横祸。于是，他接受了要他娶日本太太的“好意”，同时，私下却急匆匆秘密潜回家中，找到我，说明紧急情势，催我迅速逃跑保命：“三十六计走为上!”溥杰怕我应付日本特务追捕时发生不测，竟然塞给我一把手枪，说必要时保命自卫。我吓了一跳，拿着从没摸过的枪械，出了一身冷汗。溥杰的举止郑重，显示形势严峻、不可小觑，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他对我的一片诚心，感人至深。
我没有犹豫，按溥杰的意见，立即避险逃亡。我出走后，先用假名住进了北京西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几天后我得到消息，日本军人真的闯入我家，扑空之际，竟然可笑地逼我的弟弟，在我和溥杰的“离婚”文件上替我签了字。我不敢在北京久留，连忙转赴天津，由于害怕不懂如何使用的手枪反会招惹麻烦，偷偷在行前将其扔进了城外的护城河里。没了手枪，我的心反而踏实宁静许多，闭目静思，自己以前虽做过一些让溥杰并不满意的事，但在我面临生死的关头，他完全不计前嫌，不愧是我曾经的挚友。
我和溥杰正式结婚的时候，仍有时住在紫禁城里，“皇室”还没被彻底赶出紫禁城。我们就被赶出了“皇宫”，自此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崎岖坎坷之路。我们住过醇亲王府北府他家的宅院，也住过我们唐家，还住过张学良宅第，又住过溥仪的天津张园府邸，甚至后来我流落全国各地，直至漂泊香港;溥杰则走上建立伪满洲国的邪路，投靠日本，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锒铛入狱……
我和溥杰的性格迥异、爱好不同和政治取向相反，决定了我们迟早分道扬镳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