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埃切加赖在西班牙人民心目中是敬爱的西班牙文学创始人，他们对埃切加赖获奖表示热烈赞颂。也就是这些人民，在埃切赖的《伟大的加莱奥特》(1881)上演后为之倾倒，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签名活动，以纪念这位剧作家。
然而，这一阵激情的崇拜在西班牙之外却对埃切加赖不利。事实上，围绕1904年奖展开的争论之一就是获奖者的高龄(埃切加赖和米斯特拉都已年过七十)。
许多评论家批评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奖的精神实质。他们认为，诺贝尔的愿望是将奖授予那些在穷困中奋斗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其文学生涯之初极需公众认可和经济支持，而不应授予这两位广受尊敬、经济独立并且处于文学创作末期的人物。
诺贝尔奖评委会则言辞尖锐地反驳了这一说法，在当年的授奖仪式上表明自己对诺贝尔奖精神的理解，并强调，获奖资格唯一的严格条件就是获奖者的作品具有“特殊重要性”。
在有些地方，两人同时获1904年奖这一事实也被认为削弱了该奖的意义，而且正如所料，埃切加赖在法国只被一笔带过，米斯特拉的重要意义在西班牙也被降低了，其他国家对此几乎毫无反应。例如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注意到迄今尚未有美国人获诺贝尔奖，而对当年获奖者只字不提。
事实上，美国各主要报纸甚至不屑报纸授奖消息。比如《纽约时报》上唯一一次模糊提到这次诺贝尔奖是1904年12月31日的报道，说米斯特拉有意将自己的那份奖金建一座博物馆。
尽管1904年诺贝尔奖在国外遭到冷遇，在西班牙本土却引起了一场文学波动。埃切加赖也许是普通西班牙人的宠儿，却遭到了新起一代作家的攻击，即“1898一代”，这批作家迅速作出了愤怒和尖刻的反应。埃切加赖伴随诺贝尔奖而来的名誉在这些作家看来，标志着他们在文学生涯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遭到背叛。他们认为，埃切加赖的戏剧是西班牙生活和文学中所有滑稽可笑的历史误会的缩影。
因此，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伊·胡戈、卢本·达里奥·巴罗亚及安东尼奥·马恰多·伊·鲁伊兹等一批作家，并不满足于仅仅对此作出批评或举行几次抗议集会，他们还正式签署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宣言，反对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决定。
不过，对埃切加赖持同情心的评论家认识到，这位剧作家不幸就在于他的获奖为时太晚。他的剧作属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没有也不可能代表20世纪初年，而在西班牙，代表这一时期的则是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西内斯，他于19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评论家认为，从当代戏剧技巧和内容出发来批评埃切加赖是不公平的。他们坚持认为，埃切加赖要是早十年获此奖便不会有人反对，只会得到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