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德意志人种族优越感和对大空间概念的追求在某个阶段到达如痴如醉的地步，仿佛只有日耳曼人才是延续世界的动力，如果不能得到整个世界，德意志就无法生存。这种思潮不止局限于德国本土，在整个泛德意志地区都有所表现，甚至还漂洋过海，被德国移民带往异国他乡。他们不但仇视犹太人，还把仇恨扩大到一切“劣等民族”，诸如斯拉夫人、吉普赛人等。如生于波西米亚的日耳曼作家艾尔文·吉多·科尔本耶，作为一名作家和严格的知识分子，他的种族主义不仅出自族性的狂热，还有着深厚的知识学基础，其信念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只是在德国领导下实现欧洲统一理想的最初阶段。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后来还获得苏台德地区日耳曼文化协会会长职务。
更为偏执的是出生于奥地利的诗人约瑟夫·文俄伯，他早期即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信奉尼采哲学，以尼采格言为行动参照：“在孤独中自豪，在邪恶中取乐，在肯定生命中享受”。他的诗集《尊严与衰落》每一部分都明显合乎纳粹的胃口，他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样反对民主、反对共和和社会主义。他写过许多颂歌，赞美德奥合并、献诗给希特勒。在希特勒49岁生日时，文俄伯特意写下一首《还乡颂》歌颂这个独裁者：“这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这是以血的名义!这是以苦难的名义：永恒伟大的德国，我们向您致意，德国!神圣、有力的元首，我们向您致意，元首!幸福、自由的家园，我们向您致意。家园。”
除文学手段以外，文俄伯与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联系也相当紧密，甚至可用休戚与共来形容。战争爆发后，他以一个纯正诗人的身份避免直接对战争进行描写，而是竭力拔高一些更为崇高的理想，写出诸如《日耳曼语言颂》之类的诗作，正如他认为的“只有忠实于日耳曼的语言，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1945年，眼看德国战败，苏联军队将要占领自己家乡，文俄伯吞服吗啡自杀。
对“大空间”的狂热还蔓延到非德语区。汉斯·格雷姆是南非的德国移民，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创作倾向完全符合纳粹主义的政治特征：生存空间、民族主义、血与土。他在记述非洲生活的《卡鲁法官》一书中明确宣称白种人比黑种人更优秀。格雷姆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创作于1926年的《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这是一本厚达1200页的文学巨著，作品核心在于表达“德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更多生存空间”这一理念。他对一战失败耿耿于怀，认为：一战以后的德国被毫无正义可言的凡尔赛条约剥夺了殖民地，使得日耳曼人成为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小说的第一章题目就叫“故土与压迫”，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个观点。
他在书中写到：“日耳曼人需要周围的生存空间，需要头顶的太阳和内心的自由，以求生活得更美好、更舒畅。”这种迫不及待的扩张心情毕露无遗。由于作者语言矫饰、文辞夸张，且通俗易懂，如此厚实的作品也同样拥有大量读者，在1938年以前，累计售出50万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深得纳粹批评家的欢心：“我们最遥远的子孙会在这些作品中体会到民族的真实性质，民族生存的永恒理论，民族血统的呼声，以及在不可测度的民族面前的战栗”——大屠杀确实令人战栗，震颤着人类的心灵。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在小说中，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一拍即合”。
值得思考的是，像格雷姆这样的作家，虽然他后来回到德国，担任了纳粹的官方职务，却可能连纳粹分子都谈不上，他不仅没有加入纳粹党，还一直避免行纳粹礼，并且始终怀疑纳粹党的文化政策，拒不服从纳粹党的路线。他与戈培尔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拒绝接受纳粹政府颁发给他的各项文化奖。他甚至放肆地对希特勒表示：将永远为领袖的事业效忠，但自己永远不属于他。直到战后，他依然坚信国家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是有益于德国和欧洲的，只不过希特勒的狂妄才导致这一运动偏离正确轨道，直至成为一场严重的犯罪。后来，评论家们对格雷姆严厉谴责到：“汉斯·格雷姆矢口否认对第三帝国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的确，他不是纳粹党党员，在某些方面也与纳粹党有区别，但他也是个实实在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探索纳粹运动在德国的根源时，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纳粹运动作为一场明显偏离欧洲价值观的运动，甚至也并不完全符合德国人的口味，为什么能在德国得到有力推动，甚至成为世界性的浩劫?也许，格雷姆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