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提出的口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
“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最早出现在1940年8月，是当时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提出来的，松冈洋右提出的这一词语的背景，是德国当时以闪电战席卷欧洲大陆，日本认为德国的胜利已不可避免，分割世界的时机来临，日本需要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松冈洋右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与此前不久——即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提出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之设想一脉相承。之后，“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甚嚣尘上，日本也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磨刀霍霍。
“大东亚共荣圈”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体现在“大东亚”上。其基本范围是“东亚”，但是，“东亚”加上“大”，便平添许多玄机。日本政府从未明言“大东亚共荣圈”在东亚的基础上——即日本政府挂在口头上的“以日满(伪满洲国，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华(指汪伪政权)为骨干”——究竟应该拓展到什么地方，日本政府从来都是宣传至少应扩展到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即德意日建立轴心国，企图分割世界的形势下提出的。1940年9月，日本政府在一次讨论与德、意进行同盟谈判的高级会议上，把日本的势力范围规定为：“以日、满、支(支那，指中国)为中心，包括委任统治之德属诸岛，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就是指日本、中国、东南亚地区、西南太平洋诸岛以及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也许是自己也觉得胃口太大了，又补充规定道：“但在谈判中，我方提出之南洋地区暂指缅甸以东、新几内亚以北”。相对于政府比较谨慎的说法，在当时异常活跃的日本右翼在谈及“大东亚共荣圈”时，把西伯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统统囊括在内，这可以视为一种舆论，也可以视为日本政府内心想法的一种直白的表露。确实，日本政府在战争发动后，也表现了染指上述地区的企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得逞。最终，日本事实上的“大东亚共荣圈”是1942年5月左右征服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之后形成的，其领土北起阿留申群岛，南临澳大利亚，西至印度洋，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地区，面积380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侵略的借口，也是其扩张的目标
“大东亚共荣圈”是战前日本侵略扩张路线的发展的极致。首先，它是“大陆政策”的恶性膨胀的结果。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并逐步形成了其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也就是侵略亚洲大陆的政策。其标志性理论是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盖国家独立自主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是也，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与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矣。”当时山县的“利益线”是指朝鲜。后来，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吞并朝鲜，其“利益线”指向中国东北。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又把征服全中国作为目标。最后，是要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在侵略过程中，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领土不断扩张，野心亦随之不断膨胀，至“大东亚共荣圈”而达其巅峰。可以看出，“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军国主义近代以来侵略扩张路线的逻辑发展和必然归宿。其次，它是“经济圈”理论的恶性膨胀的结果。30年代，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列强都建立了排他性的经济圈。在这一现象的刺激下，日本军国主义恰好找到了其侵略中国乃至亚洲、排除英美势力的理论依据。当时的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声称“如果日满的经济连接完成，日本即可以世界强国的地位出色地创建为自给自足的大国。”然而，在占领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仅有东北是不够的，必须开发华北，所以有“中日满共荣圈”的理论。后来为了取得石油，又认为必须向东南亚发展，于是“东亚共荣圈”又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理论如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乐于接受，以至于他们制造了这样的逻辑：只要它认为对日本利益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地区，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就有权采取任何行动而无需他人置喙———即便你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加以阻挠就是“攻击日本”，日本就有权“自卫”。这样，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竟被自己描述为是迫不得已的，是自卫的，是被逼的。在日本当时的宣传中，把对其侵略扩张造成妨碍的国家称为对日本的威胁，当时日本所宣传的ABCD(指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圈正是此意。所谓的“自存自卫”、“自卫战争”的说法即由此而来，这一陈词滥调现在在日本右倾势力中也还有相当的市场。
“大东亚共荣圈”也是日本统治者蛊惑宣传的一个“杰作”。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确是一副正人君子面孔、菩萨心肠。宣传与喜欢行动的乖离，恰似云泥之别。日本向来给自己的坏事寻找理由，制造光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当时的口号是“自卫权的发动”，这就是说中国先侵略了日本了;卢沟桥事变，日本政府称是“为了惩膺中国军的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这就是说中国干了坏事了;接着还有“更新中国的建设”、“日满支三国的结合”、“东亚新秩序的建设”等等。当然，最动听的口号是“大东亚共荣圈”。在日本政府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时，声称其基干成员包括日本、“满洲”、中国。可是，当时“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中国的半壁江山遭到日本蹂躏。其“共荣”的基础何在?日本军国主义举出的，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听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由是：人种上相近、地理上相依、文化上相通、历史上互相往来，因此，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日本与这些民族共有被西方殖民者侵略和压迫的近代史。因此，在亚洲只有日本可与欧美各国抗衡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应自觉接受日本的领导，在日本的领导下复兴亚洲。因此，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不是侵略，是“解放亚洲”，是“为了亚洲而流血牺牲”。他们只强调欧美殖民者的罪恶、只强调自己与欧美殖民者作战的事实，全然不顾自己的企图，自己的所作所为本身，自己究竟给亚洲各国带去的是什么。而且，东南亚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摆脱了殖民统治，竟被现在日本的右翼政客视为日本的功劳，公然宣称这是日本与欧美殖民者的战斗所致。把两个根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放在一起胡搅蛮缠，真是无耻之尤。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曾说：“日本人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打了败仗，因为如果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图获得成功的话，那么真正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就希望很小。”当然，亚洲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大东亚共荣圈”给亚洲人民带来的是灾难。古语曰：“听其言、观其行”。究竟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如何，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占领的历史，是亚洲各国人民斑斑血泪的历史，日军在侵略过程中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在中国，其他不论，光是南京大屠杀，就有30万人被屠杀。日军在东北建立的“七三一部队”细菌试验所，用活人做试验，被杀害的无辜者数以万计。日军在中国进行的“扫荡”“三光作战”更是惨绝人寰，往往一个村庄的人口被虐杀殆尽。日军在亚洲各国强迫妇女做性奴隶，更是丧尽天良。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使中国3500万人伤亡，其中死亡2000万人。在亚洲其他国家也一样。日本统治期间，战死和被屠杀的菲律宾人达111万人，日本侵略军规定任何企图伤害日本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动，都以枪毙10名菲律宾人作为报复。日军在其他各国制造的各种惨案，也是不胜枚举。
在日本通过军事手段占领的地区，实行政治上压制、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同化的政策。这是地地道道的殖民政策，与西方殖民者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在东亚扶植了许多傀儡政权。这些被日本标榜的“独立”的政权，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其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受日本人的操纵。日本在占领区实施严厉的警察制度，建立间谍和告密系统，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一切现存社团。同时，强制建立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新的组织，以使各地的政治活动置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如“满洲国”的“协和会”、中国华北的“新民会”、朝鲜的“国民总力联盟”、台湾的“皇民奉公会”、菲律宾的“新菲律宾服务协会”、爪哇的“爪哇奉公会”等等。这些组织的目的便是宣传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观点，绥靖各地的抵抗运动。在经济方面，正如当时日本的大藏相贺屋兴宣所言“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无暇顾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暂时采取榨取的方针”。在日本占领了其他各国的领土后，强行没收所谓的“敌产”，强征粮食，由日本公司在各国大肆掠夺资源。仅1943年，日本就从印尼运走550万吨石油。日军在越南北部强征掠夺粮食，1944至1945年间，造成200万人饿死或病死。此外，日军驱使大量劳工从事繁重劳役，致使无数劳工成了地下冤魂。战争期间，死于国外的印度尼西亚劳工多达200万人。1942至1943年，日本修建缅泰铁路，致使25万人死亡，该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在文化方面，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在各地推行日语教育，宣扬日本文化，甚至把日本的节日定为其他国家的正式节日，把东京时间定为其他国家的标准时间。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在日本，90年代以来，有相当一批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人物，重新拿起在战争期间日本统治者的歪理邪说，为日本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涂脂抹粉。其最重要的论点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的宣传是一脉相承的，其特点便是胡说八道、厚颜无耻。“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而言也许是一种荣耀，一种不敢承认的荣耀，但对亚洲遭受侵略的国家而言，则绝对是一场噩梦。因此，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亚洲各国人民而言如此，对日本人民而言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