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集外集·序言》)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了。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能行。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姚昱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其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国”，被视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鲁迅交往的人物，好几位都和陈独秀有关系，个别的关系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比如苏曼殊，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的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苏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苏曼殊的汉语本来不行，后因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诸人指点，长进很快。鲁迅那时欲与其联合，大约也是看到了其间的奇气。他后来写的小说、诗，都有一点悲怆，是颇有诱力的。鲁迅之前，小说写得很有张力的作者，应当说非曼殊莫属。该作者的许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还为其写过序文，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还是在1903年，鲁迅埋头于译雨果的随笔《哀尘》等文时，苏曼殊则同时译了雨果的《惨社会》(现通译为《悲惨世界》)。该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看了那译文，印象很深，对苏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苏曼殊在1903年后译的一些作品，大多为鲁迅所喜爱，1907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立即被吸纳到同一营垒里是必然的，说其为同路人也未尝不可。他与鲁迅的交往很短，远不如与陈独秀的友谊那么久远。苏氏与陈氏相识于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与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创刊后，还能在该刊读到他的小说，那该是陈独秀所邀的。陈独秀对苏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颇为欣赏，有时谈及其学问，也有赞佩的时候。这在陈独秀是少见的。1907年，看了苏曼殊所译的《梵文典》后，陈氏赋诗一首云：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爱奉一什丁未夏五》)
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诗人气质，都深得陈氏喜欢。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有些道不同的缘故。但陈氏对他的真性情却念念不忘，晚年的时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动情之处。台静农追述说，陈氏念及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见他对亡友的挚意。
追记那个时代，文人多感伤和复仇的意识，浪漫的东西自然很多。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就气韵不凡。苏氏的小说除感伤的东西外，个人主义的因素历历在目。比如写暗杀，画贫弱之人，都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内容。他好像在这位友人的笔墨间，感受到了相近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种寄托，曼殊多感伤，用情亦专，所以小说写得让人心热。我们看那个时代的风气、社会心理，有时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迹里驻足。骚客与狂士提供给人的想象与暗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同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他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
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逸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己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开，更证实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1930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他，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含着现代史的诗意。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读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人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以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现通译为琉善)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原因是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人物。鲁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围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时难以说尽。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时代，文人的表演每每与古人相反，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狂人之中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鲁迅就不喜欢钱玄同，章太炎抨击过吴稚晖，陈独秀与黄侃有隙等等。凡此种种，让人窥见了通脱之人又多不通脱的一面。中国的士风到了现代，是一次巨变。各路豪杰也涌现于此时。但后来天下归一，此类人物逐渐消失，很有“广陵散绝矣”之叹。现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为何，总是不像，有点流氓态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进化与退化，有时和时光的流逝是无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