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八降酋动杀机的真正原因主要有三个，即“八王提出过分要求”、“为清廷泄忿”、“程学启建议”，下面逐一说明。
(一)提过分要求
八王提出过分要求，是让李鸿章动杀机的首要因素。苏州受降事件谈判的直接参与者主要是郜云官、程学启、郑国魁和戈登四人，而“国魁弗知机事之密”，郜云官死无对证。即便暂且抛开《骈诛八降酋片》，通过分析戈登、程学启以及李鸿章、马格里、赫德等当事人在杀降事件前后的言行也能印证此论正误。
1863年12月2日19时程学启立誓，戈登作保，郜云官与程学启正式谈判定约，具体内容未见史料详载，人们所熟知的只有《中兴将帅别传》所记“给云官等二品武职，公(程学启)与为誓，戈登证之，云官益不疑”。而实际上最初的定约只有郜与程商定，尚未与另七王会谈。纳王有携财退隐之意，但七王还想带兵。不排除七王早有立二十营之意，只是没来得及与程学启详细沟通。
对程学启来说，他看中的是受降事件顺利达成，至于条件可以受降后再说;对八王来说，受降事已被发觉(慕王被杀时衣袖中即藏有戈登与他的信函，信函中主要说明清军对太平军战俘优待之政策，同时要求太平军将领不要阻拦自愿离开的欧洲人，这说明他已充分意识到八王预定的背叛行为)，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受降条件上，《戈登在中国》一书中说，“(纳王)只望获准保全生命和财产;其他三王要求担任统领，天将们要求营的管带权。这些情况亟待他们(程学启等)考虑”。说明八王与程想的并不一致，但在杀慕王之前，此矛盾尚未暴露。
《中兴将帅别传》与《忠义纪闻录》等书都谈到，杀慕献首之后，大事初定。在正式受降仪式之前，八王向程学启郑重申明，“乞公(程学启)请于李公要总兵副将官，署其众为二十营，分屯阊、胥、盘、齐四门”。献城投降之后，八王没有俯首帖耳、戴罪立功之心，反而提出过分要求且让程学启立即兑现，程学启必然感到为难。其实李鸿章原本也认可“(八王)杀慕逆以献省城，厥功甚伟”，但八王所提要求的确过分，“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将来断不能遂其所欲，即断不能无反侧之心”。之后才有了“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诛之”。
《戈登在中国》一书中记载，“程学启告诉他，诸王向李鸿章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们要求有权管辖半个城市，并统率两万人马”。八王被杀后戈登初见程学启，程说“纳王要求统带二千人，并驻守苏州之半，以墙分隔，抚台拒绝之”。程的态度表明，是八王提出“抚台不能接受的要求”才被杀的。当事人戈登在杀降事件前后的态度转变尤其值得关注，虽然有赫德的劝解，李鸿章七万饷银的拨付，马格里、潘曾伟、李恒嵩等人的努力，但戈登与李鸿章重新和好，跟他本人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后，形成李鸿章“情有可原”的印象是分不开的。
“既而戈登察系是等之事情。释然解悟……乃再就指挥之职”;《赫德日记》中记载，1864年1月31日赫德在昆山见到戈登，戈登说“你差点又遇不到我，因为我今天快要去苏州拜访抚台”。也就是说在赫德未对戈登进行劝解时，戈登对李鸿章做法已初步谅解，并决定去找李鸿章和解。是年2月14日清廷给戈登的函札，“照得苏州一役办理情由，现经本部院与戈总兵当面谈论，彼此豁然”。
以戈登的人品和做人原则来看，如果李鸿章不是“情有可原”，而是纯粹的滥杀无辜，很可能戈登会怒而走之。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战场合作和延续不断的国际“战友情”。《马格里爵士传》中也说道，“(李鸿章)自己曾打算宽赦诸王，但他们提出了无法接受的条件，而且举止狂妄，连长发都未剃掉。这一切使他感到如予赦免，后患无穷，故而才下令处决，以免引起更多的纠纷和死伤”。
《赫德日记》中记载，1864年1月22日中午11时赫德来李鸿章新居(原苏州城内忠王府)，“他(李鸿章)详细叙述诸王执行死刑的情况，看来他做得对，而且有必要，并非预先策划背信弃义行为的结果”。英国公使布鲁斯在给戈登的信中指出，“我能够理解李巡抚不肯承担答应该项条件的责任，宁愿认为他们是抗命的，根据他们的态度和所提的要求，那正是跟清帝国政府对抗。这一种举动，尽管跟我们的想法相反，毕竟不能把它称为蓄意而粗暴的背信弃义行为”。
英国人威尔逊也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他(李鸿章)下令把在他控制下的藐视他的权威的太平军诸首领立即处决，那是不能按照司法观点来严厉责备他的”。在清廷这方面，有恭亲王亲自为李鸿章辩解，“倘若不把诸王立即斩首，则不仅苏州内的清军将被杀的一个不留，而且此等贼酋部下的大批士卒，仍旧留在逆贼行列中，斯后更大规模的屠杀，势将不可避免”。
不仅如此，李鸿章本人也保持着杀降有理的基本态度，他在1864年4月26日为程学启请恤折中自信地谈及“戈登虽偶反复，久之公论自明，群疑遂释”。由《骈诛八降酋片》可看出，八王所提过分要求主要为两条：坚求立二十营，占阊、胥、盘、齐四门;乞保总兵、副将实职。关于添立二十营占据苏城的问题。所谓“阊、胥、盘、齐四门”实际上就是大半个苏州城，只剩东门一隅留给李鸿章，不要说李鸿章，就是清廷也绝无可能答应。
李鸿章在给其弟李鹤章的信中说，“欲割西南半城以处降众，分东北半城以处官府。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鼾睡，致有尾大不掉之虞”。关于兑现实职的问题。对于降将，清军从不轻易信任，往往进行必要的考验。当年曾国荃收降程学启时忧其变心，安排他在最危险的地方抵挡敌人援兵，“苦战数月，陷安庆，他干下了鹰犬功劳。曾国荃初时还怕他为变，到此才相信他”。
李鸿章曾言“熊建勋、陈殿选既真心归顺，与贼不能两立，必当为我效命”。而且，清廷对降将的原则向来是先抚后察，论功行赏。对于事先许诺降将的优惠条件，李鸿章一向是看到实际行动才会兑现。他曾谈到，“(对蔡元隆等降将)尊处权给札谕开导羁縻，以狐疑其众，未始不妙……所称优奖断不能行，凡献城头目，至大以游击虚衔为度”。1863年1月18日李鸿章为骆国忠等上奏请奖，“游击周兴隆与降将骆国忠……实属胆气过人。惟臣处兵力过单，无法往救，不知该游击等能否保守，未敢遽为请奖。应由臣酌核劳绩，暂假以虚衔、军功、顶戴，以资笼络。果其力却援贼，始终不渝，再查明在事出力人员，恳恩优予奖励”。
直到4月27日才有朝廷上谕：“骆国忠……实属出生入死，效忠不二，非寻常降众可比，允宜破格施恩，以昭激劝。骆国忠著以副将用并赏加总兵衔，赏戴花翎”。
是年11月30日寄谕：“朱品隆将降众挑留千人编立营哨交古隆贤管带，责令立功赎罪。著即妥为抚驭，仍随时留心防范，不可稍涉大意。古隆贤为贼中巨憝，本属罪不容诛，既系自拔来归，尚可予以自新，以期被胁各匪闻风效顺。本日已明降谕旨，赏给游击衔并准将该部下头目及办理招抚将士查明奖励。”
在李鸿章看来，是八王首先违背信义，仗着八人之众，有要挟之意。八王显然不明就里，以为献城后即刻就任官职。而李鸿章期望的却是，八王归顺后通过奋勇杀敌立下功勋，再为其请赏。李鸿章一般不会因其为降将而有所怠慢或有失偏颇，如李鸿章屡次为降将骆国忠请奖，反倒被朝廷批评“请奖副将翎枝等职，未免过优”，强调“此后投诚之人，仍宜渐次保升，免贻诸将口实。且恐此军骤膺显秩，志得意满，不复勉图上进，不可不示以限制”。综上所述，可以说，正是八王提出的“不能接受”的过分要求，才促使李鸿章动了杀机。(原文来自今日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