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政治方面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曾国藩读罢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后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不时呈上一些改革时弊的策文，颇为曾国藩器重。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挥毫写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主张应努力改善外交，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刊发各州县;主张科举时应为精通洋务的人特设一科，使奇杰之士辈出;建议通过聘请洋员，派送人员留学，定制铁甲舰来发展海军。薛福成的上书陈言，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即采纳了陈言书中的意见而付诸实施，薛福成名闻朝野。丁宝桢、郭嵩焘等大员纷纷奏保薛福成出任驻外使节之职。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揽入麾下。
光绪二年(1876年)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以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策略，应付英军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李鸿章非常欣赏，命薛福成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并因其随办洋务出力而奏荐为知府。
军事方面
光绪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后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次年，朝鲜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发动壬午兵变，薛福成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献计，尽快出兵朝鲜拘捕乱党魁首。张树声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迅速平定了朝鲜之乱，使觊觎朝鲜的日本欲趁乱控制朝鲜的阴谋失败。光绪十年(1884年)初夏，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加强防务，并指挥军民重创犯浙的法国军舰，因功加布政使衔。
外交方面
光绪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态严重，马上作《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认为如此，“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并向李鸿章献计说，只有告诉赫德，如果他要担任总海防司，就必须放弃总税务司之职，亲自去海滨练兵，这样，赫德必不愿放弃总税务司之职，此事便可作罢。李鸿章觉得十分在理，便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函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依计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国海军的图谋终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写下了反映他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薛福成将该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大为赞赏，分发官员传读。
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驻欧使节任内，薛福成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欧洲的工业发展，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开阔了视野，思想也日益改变。他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建立“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私人公司等，并具体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条“养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将他在欧洲四年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日记，后据以编成《出使四国日记》。
使欧期间，薛福成还参与众多具体外交事务，光绪十八年(1892年)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英国终于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国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此外，薛福成还以国际公法为依据，迫使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其属境内设立领事，这样，中国政府就在南洋、缅甸等处设立领事，保护当地华侨的权益。
藏书成就
任浙江宁绍台道时，于官署之后建崇实书院，辛亥革命后扩建为“薛楼”，后来成为宁波图书馆。同时对宁波藏书楼“天一阁”藏书和建筑，赞不绝口，命其子薛南溟按“天一阁”式样营造藏书楼，命名“传经楼”，曾收藏图书数万卷。左宗棠为之题写匾额，自联有“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树长风烟”，鼓励子孙奋发读书，光耀门庭。书法家伊秉绶书联有“月寮烟阁标清兴，文府书城纵古今”等。子孙能保护藏书至民国。全国解放后，由苏南行署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受保管，现分别藏于南京博物院、南京图书馆、苏州大学等地。
思想成果
文学思想
薛福成虽然长期依附洋务派，但却倾向经世，后来终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学方面，他虽然长期与桐城派文人为伍，曾推崇桐城派，但亦曾指责吴汝纶标榜桐城，并自言出使之后文风有所变化。为文多着眼于经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约束。其政论文洋洋洒洒，曲尽事理，既谨严有序，又雄辩有力，黎庶昌誉为“首屈一指”。其中许多重要议论切中时弊，有些重大建议得到采纳。如《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对于维护中国海军兵权，解除英国人赫德的总海防司职务，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外，他还写过许多史论，如《海瑞论》、《叶向高论》等，藉古喻今，针砭时事。
薛福成文善于记述。他记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许多重要的遗闻轶事，往往兼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尸谏》，追述汉军机大臣王鼎在河工上营救林则徐未成，回朝后怒斥穆彰阿，廷诤至苦，愤而自杀。记载详实，有史料价值。生动地表现了王鼎的刚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较高文学性。薛福成还有些记叙文，写他亲身经历过或亲自调查过的新闻时事，如《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和《张汶祥之狱》等，真实又具典型意义，近乎报告文学。晚年在国外所作的《出使日记》，报告性也较强，无论写资本主义事物还是阿尔卑斯山风景，都颇可观。其中的《观巴黎油画记》，长期选作中学教材，传诵尤广。但是薛福成的封建意识仍旧很浓，即使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动摇，这就难免要给他的作品带来许多局限。
赋税思想
薛福成曾担任一些地方官职，又随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薛福成把“振兴商务”看作是“生财大端”，主张减税以促进其发展，认为国家税收只能在此基础上谋求增加。他说“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竟趋之。迨其事渐熟，利渐兴，再为厘定税率，则于国课必有所稗。”为促进商品流通，保护商民利益，他主张“渐裁厘金”。在厦定未裁撤之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改革“宜密于近海而疏于内地，用新定税额，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是举前此弊端，一举而清之也”。薛福成还主张实行保护关税，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
人物评价
《清史稿》：福成好为古文辞，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於论事纪载。
光绪帝：“薛某办事甚好。”
